举目全球，除了长安街，很少有哪条街会受到如此瞩目，更鲜有哪条街竟可被视为国家的象征。

长安街，其名取自盛唐时代的大都城——“长安”，含长治久安之意。

明清之时，长安街仅长七八里，有十里长街之称。那时从长安左门至东单牌楼，名为东长安街；从长安右门至西单牌楼，称西长安街。1940年，内城城墙的东西两侧的建国门与复兴门被拆开后，成为近代长安街的雏形。

然而，真正意义上的长安街，诞生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被定位于行政中心之时。它60年来的生长，绝对不是宽度和长度的简单叠加——从规划之初是否过宽的争论，到改革开放后银行、百货公司大举进入引发的资本进入；长安街的每一次规划，都在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之下，都注定引起注目。

有人说，长安街就像20世纪中国一面鲜明的镜子，60年来倚着特殊的位置默不作声地目睹东方睡狮从挣脱、觉醒到崛起的完整过程。它见证的若干重大事件，早已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或分水岭。

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7月21日，午后的北京，空气中都渗着炙热。地面发烫，热量从头顶、从脚底蔓延开来。人们不断地赶往天安门广场。暑期游的家庭、成群结队的学生旅行团，只有路边停驻的警车和徘徊的警察，才喻示着它的毫不普通。

西长安街，东起石碑胡同，西到中组部办公楼，原来的街边沿线都被长长的蓝板遮住，建筑被改装成工地，和正常运行的长安街隔离成为两个不同的世界。

从4月起，西长安街道路拓宽拆迁工程正式开始施工，墙上还贴着拆迁公告，附近的拆迁补偿在每平方米两三万元不等。

拆迁完成后，这里将由目前的双向8车道拓宽为双向10车道，仅剩的临街民居现所在地将成为长安街的一部分。今年10月1日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将不会像过去那样在石碑胡同附近拥堵而能顺利通行。

居民

站在胡同口看阅兵方阵

或用脚亲自去丈量，或在北京规划学会理事长赵知敬描述的工作规划中，长安街才是一条真正意义上的街——要种草、要立路灯、要修缮，而非被赋予众多政治意义的象征符号。

赵知敬曾担任国庆50周年长安街及延长线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主任，尽管他在接受采访时一再强调，“多说说长安街，不说个人”，但数下来，从1955年进入北京规划部门工作，54年来赵知敬的生命已和长安街深深结了缘。

1950年，为迎接第一个国庆，林阴大道工程开始兴建。刚上初中的赵知敬当时是班里最小的学生，也参加了兴建大道的义务劳动——拓马路、垒高台、拾垃圾。

北京市民高玉香，儿时的家就在东长安街东单十字路口附近的胡同里。“夏天晚饭后，大人、小孩儿都到胡同里或者长安街边乘凉。大人都是手拿大蒲扇、坐小板凳；小孩儿不怕热，扎着堆儿地疯跑疯闹。晚上广场特别凉快。，疯到十点来钟，大人一声令下，孩子们就乖乖地跟着回家了。”

那时的长安街两旁杨树很高，树叶很大，伸展出来能将半个人行道遮住，走在路上也不觉得有多晒。街上没有很多汽车和自行车，东单十字路口东西两侧的人行横道上，还有安全岛。

最幸福莫过于国庆前后，长安街到处都是彩旗、标语，就连维修华灯的工程车在马路边上换灯罩都能让孩子们兴奋不已。国庆游行前一般有两次彩排，都安排在晚上，长安街会要临时戒严。

临街的居民们站在胡同口就能看到各个方阵和各种彩车。要是赶上阅兵，除了能看到全副武装的解放军，还能看到叫得出或叫不出名的各种武器和车辆。“大家挤在胡同口，又蹦又跳，又拍手又叫，兴奋劲不亚于‘追星’”。

国庆之夜，天安门广场就是人的海洋。高音喇叭里放的是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晚会开始是有组织的，各单位围成圆圈跳集体舞。到了放礼花的时候，居民就可以进入广场了。

大家脚往前挪，眼睛往上看，每放一轮礼花，就引来一片欢呼。

记忆

为了看毛主席拆左右门

长安街与国庆游行，难解难分。1953年被明确定位为“中央主要领导机关所在地”的长安街沿线，注定要承接各种政治任务。

1949年的开国大典，是长安街未来政治功能的一次预演。当时远不是现在的一览无余，黄琉璃瓦顶配红墙的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分列天安门东西两侧。

每天从东单开到西单的“铛铛车”（即有轨电车）行驶在长安街中间或路边，至其时已运行了25年，而东单到建国门只有两条宽5米的小路分上下行相通。“公共汽车在里面满满当当地开着。”

开国大典当天，游行队伍特别是坦克车前进时不得不绕过长安左、右两门，但绕过去后距离天安门和毛主席已很近，调整队伍就变得很仓促。

好多群众盼着到天安门看看毛主席，但游行队伍有时直到下午还过不了门，看不着。拆除长安左右门，被提上日程。1952年，为疏导交通的需要，长安左、右门被拆除，整整拆了一天一夜。此后，基于同样理由被拆掉的，还有东西长安牌楼、双塔寺等。“石碑胡同那边的长安街才宽30米，游行队伍到了那儿，要把标语和横幅拿过去，快步跑，才能通过。”

长安街规划建设最早被提上日程，是1949年年底到1950年年初由前苏联专家提出来的。建国后，需要兴建大批中央机关办公楼。前苏联专家建议，可沿街修建新的行政用房。然而，这一方案遭到梁思成、陈占祥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长蛇阵式”的办公楼方案，会带来交通问题存在弊端。

时间紧迫，中央机关迫切需要安定下来办公，而东长安街路南等地原为练兵场或飞机场，是老城区内不可多得的空地。1951年，公安、纺织、燃料、轻工和外贸部办公楼在沿线拔地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