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让人不禁想到80年前凯恩斯笔下所形容的当时的全球化：“早晨起来，伦敦的居民可一边倚在床上饮茶，一边用电话订购全球物产……他同时可用同样手段，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投资资源和兴办企业。”在凯恩斯笔下的这位看起来做派很酷的伦敦人，“认为生活是如此的正常、确定，除了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之外永远也不会有变化……什么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什么种族冲突和文化冲突；什么垄断、限制、专有权……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走向几乎根本不会发生影响；这种生活的国际化已经日臻完美。” （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最近引用的一段话。）
然而，过不了多久，这位伦敦人醒来看见的世界，却是一片经济萧条中的战火蔓延，直到纳粹把炸弹投到了他的门口。
那时的全球化，是一个很小的中心操纵很大的世界的国际化。那位伦敦先生之所以能忽视世界上那些正在形成的政治潮流，原因并非在于他的愚钝，而在于他养尊处优，居高临下的生活习惯。凯恩斯记录的全球化，只不过是某些西方人自己的全球化，或以西方为中心的单方面的全球化；他们的开发、他们的投资，跟所在国人民的生活几乎不相干。那种的全球化在欧美以外的广大的第三世界，自然也得不到响应和支持。
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单方面的全球化才使作为西方列强全球掠夺的代名词的全球化物极必反，迅速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从另一方面说，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之所以不那么脆弱，恰恰是因为它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相当多元的现象。最起码的，在当今世界上，各大洲都在G20里有了代表；而代表全球经济85产值的这20个国家，也没有一个是奉行激进的反市场的意识形态。
尽管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小九九（这是难免的），但它们看到，在全球化的时代，对自己利益的最基本的保护必然来自对一个全球体系的认同和参与。那些曾经作为世界主宰，也曾经因此吃了不少亏的国家，也看到为了延续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要打造一个更具容纳性的全球体系。
英国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在会上有一段话，大意是，让IMF监督各国如何扩大政府开支，其目的之一，是为了避免让增加流动性的任务过于集中地落在美国和中国身上，因为这两国已然做出了相当大的付出。这样的表达，让中国人听起来，自然要比中国人节俭造成全球信贷膨胀和金融危机的说法要有道理。
由此看来，只要政治稍微通情达理一点，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会有新的希望。
但是，西方人的习惯，跟东方人经常相反，你不吭声就会受冷落，你大声叫就会受重视。发展中国家不能仅仅寄希望于西方国家的理解。如果说从这次G20财长会议上，人们看到了一些全球合作的精神，那么，在接下来的G20峰会上以及以后的反危机的过程中，这种合作精神能否一直贯彻下去，还需要发展中国家不断地、大声地申明自己的利益。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这方面也要负起责任来。
（作者：中国日报资深评论员Ed Zh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