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如果一个国家的所有制是单一的，没有集体经济与国有经济的竞争，如果一个国家的市场是封闭的，没有外部市场的竞争，并且实行计划经济，所有的劳动者都到国有的大大小小的企业就业，其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造成的成本差异，其企业大小形成的不同的组织和体制成本，都可由中央计划机关进行调整，于是，工业领域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就不会造成对劳动者的排挤。但是，难以克服的现实是，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有国有和其他不同的所有制，我们不可能不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体系发生交换，如果我们对工业领域中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规律积极地以技术进步，相对甚至是绝对地减少劳动者来适应，由于劳动成本的不断提高，而无法由相对便宜的资本和技术进步替代，国有工业经济就会在与其他所有制经济和外部经济体系的竞争中，全军覆没。

在中国，在国有领域中，职工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8000万左右，减少到了天的3000万左右，集体经济从3600万左右，减少到了700万左右。人们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行的减人增效和下岗分流多有责难。当然，从资产再分配、社会保障、下岗补偿等方面看，当年的改革确有许多缺陷。但是，实事求是地讲，这是工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传统公有制企业形式体制成本太高挤出劳动力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如果没有当年的减人，就不可能有今天国有和集体经济的复兴和发展。中国2001年到2007年间，城镇总就业规模增加了6200万人，其中4200万人在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中得到了就业，占总的新增就业的68%。实际上，工业领域中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体制及组织成本高不适宜于大量吸收就业的中小企业采用公有形式这一规律和法则，即使在今天，也为我们大量的劳动力在什么的所有制经济体系中就业，是实际大多数劳动者在公有制经济中就业和工作，还是国家在二次分配中，实现在不同所有制经济领域中就业和工作的劳动者之间经济上的公平？提出了需要思考的问题。需要提醒的是，我们不可能抗拒内在的规律和法则，只能现实地去适应它的必然作用。

第五个尖锐的矛盾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化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国有经济单一借贷注资形成的高负债，导致金融体系可能崩溃的巨大危机。改革开放前，我们国有经济的固定和流动资产是国家财政拨款投资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先是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拨款改为银行的贷款，后来又是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从拨款改革为贷款。从大的背景来看，这一是财政支出结构从生产建设型向吃饭养人型和公共设施建设型转变的结果；二是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有一阶段居民收入比重上升而国家比重下降，财政没有能力向大规模国有经济注资有关；三是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也是政府不再向国有企业注资的重要原因。而国有经济的资本结构又不向政府以外的投资者开放。这就出现了一个后果：即当时已经存在的国有企业，由于流动资金需要的扩大，由于扩大再生产建设，由于技术改造等等，其注资都变成了贷款，企业资本结构中负债率持续上升；而一些新的项目，则几乎全部是贷款，国家建设了一批没有资本金的全负债国有企业，也就是建设了一批国家不拿钱，空手套白狼，注册时定为国有的没有资本金的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及其前后，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经高达85%以上。按照国家上银行和会计制度的标准，整个国有经济处于高危状态。

国有企业向银行贷款，相当大的部分，实际是城乡居民的存款。银行是城乡居民的负债者。企业——银行——居民间形成一个债务链。而在企业的负债率、盈利率和借债利率之间有一个经济关系，如果盈利率低，负债率高，加上借债利率的变动，国有企业就会发生亏损，就会欠贷，就会将企业经营的市场、成本和高负债风险转嫁给银行体系。20世纪90年代后期，整个国有经济向银行体系转嫁的不良资产大约在3万亿左右。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风暴时，得益于我们当时金融体系没有开放，否则外部冲击引发金融体系内部积累的风险，整个金融体系将会彻底崩溃，最终承担巨大损失的必定是城乡居民。

当然，借贷型国有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尖锐冲突，是改革开放以后发生的。但是，这样一个矛盾说明，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发生变化，财政日益向公共财政转型，并不再负责向企业注资时，单一借债融资形成的借贷型的国有经济实际是存在不下去的。如果硬是要发展没有资本金的，高负债，甚至是全负债的借贷型的国有经济，其结果是，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一定会崩溃。

总之，不难看出，如果三十年来不对农村乡镇企业，城市集体企业和大中小国有企业，进行两权分离、承包制、利改税、政企政资分开、资本结构优化、下岗分流再就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建立资本市场、完善社会保障、明晰出资人等等一系列的改革，今天我们所处的必将是一个劳动者和企业没有工作、创业和创新动力，一个毫无生机和活力的社会，我们的国民经济，还将在高消耗、高投入、高浪费、低效益和低增长的格局中运行，并且整个国有经济和金融体系都必定会崩溃。

编辑：肖亭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