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第一批简化字公布两年后，周恩来在政协会议上说：“李凤莲同志有个弟弟，在家乡种地，写信给李凤莲同志诉苦，说农民普遍感到汉字难学。农民常用的一些字，像‘農民’的‘農’，‘麵粉’的‘麵’，‘麥子’的‘麥’，还有‘雜糧’这两个字，这一类字都不好写。李凤莲同志给她弟弟寄了一本简化汉字的书去，她弟弟高兴极了，回信说‘这些新字好学得多’，还埋怨姐姐为什么不早些给他寄去。”

文改会成立的背景

这是一种现实的窘境。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四万万人口中，八成是文盲。

列宁曾说，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这显然也是当时执政者的共识。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第一批中共领导人，对简化字改革有着很深的情结。

早在30年代末的陕甘宁边区，使用新文字就已经是真正的实践。

1938年冬天，延安的革命者们，都在传阅一本用新文字编写的刊物《抗战到底》。识字讲习所里，人们用毛泽东的老师、边区教育厅负责人徐特立编的新文字课本，学习文化知识。

1949年，当共产党的实际权力扩大到全中国以后，文字改革作为革命性的力量，被给予高度的重视。

专门负责文字改革的机构——文改会在1952年成立，吴玉章任主任，因为吴老在党内的地位，这个机构直属国务院。

文改会的办公地点，在朝内小街一幢5层的办公楼。建楼的材料，用的是建人民大会堂剩余的材料。

吴玉章是简化字改革的积极推动者。他写信给毛泽东，建议试行新文字，整理简化字，推动汉字拉丁化。

毛泽东综合了郭沫若等人的意见，给他回信，提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于目前应用”。

根据毛泽东的这个精神，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项措施，被当作实现“汉字拉丁化”的序曲和前奏，在中国大地上演。

从最终的结果看，汉字拉丁化，并未在中国真正实现。现在搞文字改革的人，也不太愿意提起这个曾经的共产主义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