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办院子里，站满找工作的人

其实，回城后苦闷的，不止是王秀辰一个人。

1978年，中央调整政策，改变了“文革”中要求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做法，允许中学毕业生留在城市升学和就业，同时放松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因病、因家庭困难返回城市的限制(当时称为病退、困退)。

作家梁晓声把当时知青返城称为“飓风”。他在小说《今夜有暴风雪》中，描写了知青返城惊心动魄的场景：“知识青年大返城的飓风，短短几周内，遍扫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些师团的知识青年，已经十走八九。百万知识青年的返城大军，犹如钱塘江潮，势不可挡。一半师、团、连队，陷于混乱状态。”

这一年，40万的就业大军涌回了京城，一个新的名词“待业青年”悄然诞生。

但他们回城的欣喜很快被现实的严峻所淹没：北京市1979年调查了10个区7万多名待业青年的情况，其中，家庭平均生活费在15元以下的有7000多个，约占10%。

“工厂根本安置不了这么多人，当时没有实行合同制，工人都是终身制，父亲退休了，子女可以自动顶上去，一个工厂根本腾不出指标来安置这些待业青年。”如今74岁的齐宾，曾是大栅栏街道办知青科的科长，当时她主要管着知青返城的档案管理与工作安置，“当时来街道办申请工作安置的人，站满了整个院子”。

齐宾说，许多知青把美好的青春都交给了各地的农场，千方百计回到城市以后，发现其他同龄人工作、住房什么都有了，而自己是一无所有，心理很难平衡，给当时的社会治安也带来了隐患。“有一个30多岁的返城知青找到我，说如果再找不到工作，他要么自杀要么就去犯法了。”这种情况，也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针对回城知青的安置问题提出：要扶助城市安排知识青年就业。国务院知青办很快提出了具体落实措施：将每年的3亿多元知青工作经费，由主要用于安排上山下乡的知青，转而逐步用于安置知青返城就业问题。

“政府的意见是，能安排工作的要安排工作，没有永久的工作就找临时的，没有临时的就带着这些人自谋生路。”齐宾称，街道办的任务很重，政府拨付的经费很少，当时区里要求他们必须设法解决辖区的待业青年就业问题。

□本报记者黄玉浩实习生朱柳笛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