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自

当年那个叛逆的青年，在小桥流水、云南菜香中，与生活和解。

1979年丁惠民、刘先国、邹盛永、李长寿，先后回到家乡——武汉、重庆和上海。

1985年，几经波折，丁惠民终于从武汉调动来到重庆，与妻子团圆。他的工作是油漆工，全家住在老城区的旧房子里。生活中的一大亮色是：可以和北上请愿时的“三驾马车”之一刘先国，经常见面了。刘先国回城后顶替父亲，进了重庆客车厂的基建科，后来做到甲方代表，每天出入于建筑工地。

丁惠民的聪敏难以掩饰，他很快被借调到检察院。然而，他不愿忍受丝毫的刻板规制，最终放弃了这条世人眼中通向坦途的路，他不委屈自己，工厂也不回了。

喝酒，是丁、刘两人在一起时的主要节目。刘先国对那两年的概括是：“天天在一起，很苦闷。”那时候，他们年届三十。

两年后，1987年，刘先国走了，去往上海——他娶了一位上海知青姑娘，已近10年的两地分居，不能再持续下去。这个难得的机会，是与别人交换来的户口指标，还必须补偿对方1200元钱。送钱那一天，陪他去的是丁惠民，为了“多一个心眼”，当时还在检察院的丁特意准备了一台小录音机，偷偷保留了给钱的证据。

刘先国走的前一天，丁惠民大醉。生命曲线再一次岔开，朝不同的方向延伸。

后来的二十年，丁惠民也曾做过生意，这个当年的知青领袖，能够在90年代就借到近百万的本钱。靠着对云南的熟悉，他从缅甸贩进木材，拉到上海去卖，却不料刚拉进对方仓库，对方却因债务纠纷而被法院冻结资产。

多年后，丁惠民才悟出自己的缺陷：“我不适合做生意，我这种性格，连合同都不签的。”这十几年中的往事，连他的战友也知之甚少。

远在上海的刘先国，逐渐成为生活的赢家。这些年里，他在图书公司工作，木工、保卫科长、物业中心经理、计算机广场项目负责人，入党、提干、买房，女儿从北京大学毕业，就职于外资银行。生活在他面前热闹地延展，应酬繁多，越来越忙。

入党时，单位特地派人到云南去作了调查，农场老工人一五一十地讲了刘先国的知青时代，“连偷鸡摸狗的事也讲了”。然而命运总是令人难以捉摸——单位的党委负责人也是知青出身，对这些评价淡然处之：“不偷鸡摸狗就不叫知青！”

而李长寿的后半生，受一番话影响很大，他工厂里的一位老右派同事，以一生政治起伏的体验，劝慰他：“小李，你的个性不能搞政治，锋芒太露。现在回家了，多想想父母、家里人，多想想怎么让他们更安心吧。”

李长寿离开工厂后，做过通讯器材生意，还办过研究所，小有成绩。在十几年的闯荡之后，他阅尽人生，如今落脚上海，在知青战友的公司里就任核心管理岗位。他坚持在城区边缘的七宝古镇住了下来，已经五年。

他戴着青年人喜欢戴的宽边帽子，和古镇里云南菜馆的老板谈笑风生。就在这间小馆子里，他竟然偶遇到北上请愿团的秘书长朱一平，两人相拥大笑。当年那个叛逆的青年，在小桥流水、云南菜香中，与生活和解。

当年离开时，知青们一个个发誓“老子撒尿都不朝这方向”，如今却一次次梦回云南。

李长寿常说：“我们在那里8年，完成了使命，建成了国家第二个橡胶生产基地。”

丁惠民却说：“40万亩，如果我们不去砍，保留下来，现在是多么好的原始森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