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近

“花样的年华生命的春季，享受阳光接受教育。斗殴演出武打的好戏，偷鸡摸狗自有道理。啊！连长，我不是坏青年，写份检查交给你！”

丁惠民和所有知青一样，是带着“建设边疆”的决心来到云南西双版纳的。

他们走进莽莽大山，住在草棚里，半夜里蛇会从房梁上“嘭”的一声掉下来，吃饭时，丛林里的猴子在远远地观望。头几年，是拼了命地干。砍掉原始森林，种上橡胶树。一次会战，十几天不下山。

但几年努力，仍改变不了农场的样子。丁惠民说：“一年不如一年，知青绝望了。”

重庆知青李长寿，如今寓居在上海七宝，他的记忆被饥饿充斥，“猪瘟年年闹，一闹死一片，简直没办法；没办法就去河里找鱼吃，我有段时间当文书管炸药，管他呢，就拿去炸鱼，那时候吃伤了，直到现在，一点鱼都不沾……”

在红土地上，这些城里娃的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一个人就像一部汽车，你光叫他开，老不加油，肯定不行。我们当时已经没油了。”丁惠民这样比喻。

边疆除了自然风景，其他的一切几乎都跟宣传不一样。更何况，吊打、侮辱、强奸知青的事情时有发生。一群半大孩子和一些军人，在远山僻岭的对撞，演绎出一幕幕的惨烈。被枪毙的军官贾小山，当年开着一辆吉普车横行农场，看到漂亮的女知青就往车上拉，几无避讳。

上海知青周公正，在农场是副教导员。对他来说，迷茫来自于对公正性的颠覆。

一位高级干部的三个孙女与周公正在同一连队。她们的爷爷去世时，家属提出要三个孙女回城，否则就拒开追悼会。僵持的结果，是盖着“中共中央组织部”大红印章的调令发到了农场。周公正平生第一次看到这枚神圣得高不可攀的印章，却是对其神圣的嘲讽。

知青们想尽办法走后门调动回城，一旦成功就什么都不要了。一位高干子弟以探家名义临走时，作为教导员的周公正还给他做工作：“早点回来……哪还有影子啊？今天想来，自己都笑着摇头。”

与丁惠民和周公正不同，李长寿从来是个叛逆者。在农场，他不是好惹的，“打架根本不需要理由”，“那是一种无奈躁动的发泄”，到了后几年，连架都懒得打了，也没有力气打了。

他得出结论：越是知青老实的连队，管理就越紧，吊打体罚之类的事情也就越多。

丁惠民对那个年代的回忆和解释是：“一开始都很老实，后来在长期艰苦的条件下，人野性、暴躁的一面就出来了。知青和军人都是如此。”

李长寿后来写了一首歌，其中有这样一段：“花样的年华生命的春季，享受阳光接受教育。斗殴演出武打的好戏，偷鸡摸狗自有道理。啊！连长，我不是坏青年，写份检查交给你。”

1978年12月以前，他们并不相识，更想象不到：彼此的相逢，会演绎出改写历史的一笔。

就在那个冬季，火星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