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间房办起浙大生物系

回国后，浙江大学是贝时璋贡献智慧的重要场所，也是他青年时代生活过20年的地方。

在浙大校长拨给他的3间房里，他唱着“独角戏”，筹办起了浙大生物系。3间房各自派上了用场：一间寝室，一间工作室，一间实验室。而教学需要的画图都自己亲自动手制作。就这样，他白手起家创建了浙大生物系。为了把钱用在刀刃上，教学与科研需要的仪器、药品和书刊他也亲自一一列出清单，精打细算地购买。

贝时璋与浙江大学的深厚感情建立在长期的共患难之中。1937年11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被迫西迁，几经周折，历程艰辛，于1940年1月到达贵州，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直至抗战胜利。

在浙大西迁途中，贝时璋协助竺可桢校长维持教学和科研的运行，在日本飞机的追击和狂轰滥炸之中，仍利用一切零碎时间在显微镜下精心绘图。1938年学校抵达江西泰和县时，他已绘制出教学图片百余张，满足了教学实验的急需。1939年2月5日，日寇敌机在广西宜山标营浙大校舍投弹118枚，学校损失惨重。然而他心中仍只有一个信念：尽快组织师生上课。生物系师生在贝时璋的带领下，白天逃警报，晚上照常上课或做实验。生物系的一次学术性读书报告讨论会，也在晚上于一间民房楼上按期举行。

教学中，他常常右手写板书，左手同时画图配合讲解。他绘制的图片精准优美，就像一幅幅艺术品，让学生们终身难忘。他们说：“听贝老师讲课，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还是一种艺术享受。”他还能将成百上千个骨头、神经肌肉和血管等的拉丁文名称背得滚瓜烂熟，常常使学生们惊叹不已。在浙江大学，贝时璋先后教过普通生物学、普通动物学、组织学、胚胎学、比较解剖学、遗传学、动物生理学等课程，同时又从事相关科学研究。贝时璋不仅对当时前沿的实验生物学有广泛深入的研究，还具有坚实的传统生物学的基础。他讲课时，讲授的内容翔实，条理清晰，论点精辟，剖析透彻，深入浅出地突出各类生物在进化上的联系，使学生容易融会贯通。

1930年至1950年，在浙江大学最艰苦的岁月里，贝时璋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培养了众多学生，有力地推进了我国生物科学的发展。

首创“细胞重建学说”

在长达80多年的科学探索生涯里，贝时璋主要研究动物的个体发育、细胞常数、再生、中间生、性转变、染色体结构、细胞重建、昆虫内分泌腺、甲壳类动物眼柄激素等，其中尤以细胞重建的研究最为突出。

1932年春，贝时璋在杭州郊区松木场稻田的水沟里观察到甲壳类动物丰年虫的中间性，并发现在其性转变过程中生殖细胞的奇异变化，即细胞解体和细胞重建的现象，这新的细胞繁殖方式和途径的发现，打破了细胞只能由母细胞分裂而来的传统观念。贝时璋将此种现象称为“细胞重建”。1934年，在浙江大学生物系的一次研讨会上，他报告了这项研究结果，他的“细胞重建学说”彻底打破了这个世界生物学界信奉了100多年的“细胞来自细胞”的金科玉律，也从此奠定了他作为我国著名细胞生物学家的学术地位。

1933年贝时璋正要对细胞重组现象进一步深入研究时，抗日战争爆发了，浙大迁到贫穷落后的黔北安家，一待就是6年半。

1942年和1943年，贝时璋才先后在《Science Record》和《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细胞重组”重大发现的文章。但他的细胞重建学说一直到1970年，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再次列为重点课题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工作进行到1974年，丰年虫性转变过程中的细胞重建现象便得到了充分的验证。1976年，贝时璋与一批年轻的工作人员通过广泛、深入的实验证明了细胞重建是普遍现象，并撰写了“细胞重建”论文集，把研究结果总结成系统的理论，形成了完整的“细胞重建学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细胞重建”理论走向全世界。1983年贝时璋在《中国科学》(英文版)连续发表了5篇论文，进一步阐明了生物体的自组织问题。科教电影《细胞重建》不仅在国内获奖，并在国际性的科技进步电影节和医学电影节上获奖。

在鲜花、掌声、荣誉面前，贝时璋没有陶醉，而是一如既往地默默耕耘在细胞领域里。直至去世前，他仍在从事这样的研究，保持每天工作三小时的习惯。他坚定地认为，21世纪是生命科学全面深入发展的时代，人类追求长寿已不再是一种梦想。

贝时璋是“用自己的生命研究生命科学”。他在一篇学术自传中谦虚地说：“自从我提出细胞重建学说以来，在这一漫长曲折的科研征途中，坎坷逾半世，没有受到学术界广泛的、严格的检验，引以为憾！”这就是一位科学家虚怀若谷的胸襟。

“拓荒者”终成科海一星

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贝时璋离开浙江大学到上海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兼所长。1954年1月，中国科学院建立学术秘书处，贝时璋被调任学术秘书处学术秘书。同年，贝时璋将实验室迁往北京。他是组建中国科学院最初的倡议者之一，曾参与制定了新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很多重要规划。

成立于1958年的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是贝时璋一手创建的国际少有的科研机构。从“生物物理”这个名字上就可看出，这是一个生物学与物理学交叉的科研领域。然而，在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科学事业刚刚起步之初，有多少人能够作出这样的抉择？

1958年9月26日，国务院批准将北京实验生物研究所改建为生物物理研究所，贝时璋作为第一任所长，邀请了化学、物理学和数学等各学科专家加入生物物理学研究行列，建立了放射生物学、宇宙生物学、生物物理化学等3个研究室和一个理论生物研究组，搭建起了以交叉学科为建制的生物物理学研究平台。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汪云久回忆说：“偶然的机遇让我进入了生物物理学领域，之所以能在这一领域内做点工作，全仰仗贝先生的指导。”他原本是数学专业的，毕业后分配到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接到通知后如坠五里雾中，完全不知“生物物理学”为何物。翻遍图书馆资料，查到一个词条，“研究生命过程中的物理性质……用物理学研究生物……”仍不知所云。后来才知道是贝老有意把学习非生命科学的学子调来研究生命科学。“怎样把我们这些仅学过一些数理基础、初出茅庐的研究人员引入到生物学研究，进入前沿阵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他说。

对此，贝时璋提议，生物物理所决定成立“理论组”，由3个不同专业的人参加。但坐在一起不等于能产生新的边缘学科，生物物理学不是生物学与物理学的简单总合。当时，他们并不理解这些，更不知从何下手。

这时，贝时璋给了他们许多具体的指点。要求他们阅读一些书刊，大致规定一个研究范围。比如，他让一些学生多注意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和功能，让一些学生多看看生物系统中的控制和信息。贝时璋自己则一边指导也一边学习新知识，有时读了一本有兴趣的书后，迫不及待地走到他们的实验室，对这些初学者谈自己的想法和体会，谈上一两个小时。“对我们来说，无异于上一堂个别辅导课。”在这样的熏陶下，许多像汪云久这样的“外行”逐渐进入生物物理学领域。

出任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期间，贝时璋注重发展学科交叉研究，组织物理学、化学、数学和工程技术专家一起工作。为适应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的需要，贝时璋开创了放射生物学研究，建立了核试验监测站和天然放射性测量技术。在国际航天事业刚起步之际，贝时璋又高瞻远瞩地创建了宇宙生物学研究室，与有关部门合作，在1964到1966年两年间发射了5枚生物探空火箭，并成功回收了搭载的生物样品和实验动物。

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探寻，贝时璋说：“我现在对生命的本质问题可以发表意见了，我是将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哲学结合起来，探讨生命的本质，而这种深刻而立体的认识与年轻时是不能相比的，那时可能只对一个单薄的独立的生命感兴趣。”

鉴于贝时璋在科学上的突出成就，2003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根据中国国家天文台的申报，正式批准将该台于1996年10月10日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第36015的小行星命名为“贝时璋星”。

老寿星的科学长寿路

随着苏步青院士、陈省身院士先后作古，1903年出生的贝时璋院士成为最年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是1948年中研院遴选的第一批院士中最后一位去世的。

贝时璋的味觉、嗅觉和触觉功能都很好。只是从1999年开始，他的听觉和视觉功能逐渐萎缩。与人对话时，就由家人用水彩笔写大字给他看，或者用手指写在老人的手心里。贝时璋用放大镜细细看每一个字，偶尔碰到字数多的问题也会提抗议：写得简单一点嘛！他的思路清晰，也比较健谈。小儿子贝德常风趣地说：“爸爸太激动了，说话时经常刹不住车。”

贝时璋一生没有生过大病，98岁之前没有住过医院。除了正常的体格检查，他很少去医院，很少打针吃药。

以前去办公室上班时，老人起得很早，吃完早饭便步行上班，七点半准时到实验室。如果碰上下雨天，他就提前出发，绝不会因为天气而迟到1分钟。中午下班，他总是迟一点离开实验室，等路上行人和车辆少了，才高高兴兴地回家，这的确是一个保护自己的好方法。

从中关村北一条街的住所到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来回3000步，这条路贝时璋以步当车走了整整40年。近年来，这位资深院士虽说已不再往返于这两地之间，但仍坚持每天在自家室内、走廊和阳台上走3000步。他还编了一套操，按摩手脚、头部，活动身体各个关节，每天操练两次。这两年，进入冬天，每天早晨在卧室走10分钟，坐在床上练10分钟，白天再到走廊、客厅走一走。直到去世前，走路不用人搀扶，与人握手时还是那么有劲。

能够自理的，如穿衣、穿鞋、擦桌扫地、收拾床等，贝时璋都不依赖别人，日常生活坚持自力更生，把做点家务事视作“运动”，当作人生乐趣。

在饮食上，贝时璋的原则是早上吃得饱，中午吃得好，晚上吃得少；不挑食，荤素搭配，吃饭讲究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矿物质的含量。他认为蛋白质很重要，脑子要用蛋白质来补，吃得太少对脑子影响很大。至于口味，惟一的要求是清淡。除了注意营养搭配外，贝时璋一日三餐，基本不吃零食；除水果外，也不吃生冷食物。饭菜全吃热的，所以从来不闹肠胃病。

贝时璋从不吃补药和营养品，只是每天坚持吃4片复合维生素B、6片维生素C。他根据自己的细胞重建理论，维持好细胞解体和细胞重建的平衡，这是对抗肿瘤和心血管疾病以及维持和提高脑功能的重要环节；而细胞解体和细胞重建的平衡，是靠机体氧化、还原系统作用的平衡来维持。吃一定量的复合维生素B和维生素C可以维持氧化、还原系统作用的平衡，从而可以对抗肿瘤和心血管疾病以及维持和提高脑功能，保持健康。

贝时璋认为，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必须依附群体生活，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尤其是多和年轻人交朋友，能使老年人萌发童心，从而调节心理，保持愉快心情，消除孤独、寂寞、烦躁、忧郁等不利于健康的情绪。在贝时璋身边总是活跃着一群年轻人，他热情扶持中青年科技人员，鼓励后辈脱颖而出，与许多“忘年交”共同研究课题，相交甚欢。

“学术之家”简陋而温暖

中关村北区14号楼和旁边的13、15楼是由周恩来总理特批,为中科院各个研究所的创立者所建的三幢特等宿舍楼，建于上世纪50年代，里面居住的大多是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奠基人。贝老一家的住所是14楼二层朝东筒子楼格式的六间房间。与小区外车流如织的北四环路迥然相异，高高的白杨树守卫着的这幢三层小楼，在暮色中显得安谧而宁静。

从1955年搬进来以后,贝时璋就再也没搬过家。如今,家里的格局还与刚搬进来时一样。窗还是旧式的木窗,门还是老式木门,都刷着黄色油漆,地板也还是搬进来时的老样子,只是后来刷过两遍油漆,有些地方已经泛出黑斑。

贝时璋的卧室在房子的最里端。进门处是存放手稿的柜子,一个个档案袋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有他的论文原稿,还有一些学习笔记。中间是两张单人床,靠窗放着一张油着红漆的老式写字台。这些家具都有年头了,床边充当小茶几的高凳还是从中研院搬过来的,一直用到现在。

贝时璋说过，学问要看胜似我的，生活要看不如我的。他长年拎的一只公文包，式样陈旧，打过补丁，但他包里放的外文资料却是最新的。一件衣服他也可以连续穿十几年，舍不得扔掉。这个房子没有电梯,组织上好多次想给贝时璋调好一点的住房,他都拒绝了。

作为大师级的科学家，贝时璋的家里有着浓重的学术气氛。他的4个子女都已成才，长女贝濂是医学教授，长子贝丰是地质学教授，次女贝诚是土木工程师，幼子贝德少年时因病没上大学，自学成才，现在是电子学高级工程师。虽然几个孩子都没有学生物,但他们知道父亲的治学格言就是“求是、求实、求真”。

熟悉贝时璋的人知道，贝时璋拥有这么一个人人称羡的家，饱含着夫人程亦明的心血。长期以来，程亦明是贝时璋精神上的强大后盾，不仅为他营造了一个大后方，同时也是他亲密的伙伴和同行。程亦明于1904年生于江苏苏州，因家庭贫寒，她靠奖学金和半工半读读完大学。1928年，她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生物系，先后在宁波女中、苏州振华女中担任生物学、英语等教学任务。1931年她和贝时璋教授结婚后，去杭州女中任生物学教师，把事业和家庭协调得很和谐。抗战期间随浙江大学转移到贵州遵义时，程亦明发现贵州的小学教学水平很差，就和蔡邦华教授的夫人、谈家桢教授的夫人共同申请，办了个子弟小学，她们自己教课。浙江大学的许多子弟都曾在这座小学以及附属中学读过书。1995年8月，91岁的妻子程亦明与世长辞。从1996年起，贝时璋不再去实验室了，在家里工作，算是开始了老年生活。

如今斯人已去，只有他曾住过的这幢特等宿舍楼，历经岁月的磨砺，还恬静地掩映在成片的白杨林中，诉说着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诉说着新中国科学事业奠基人的辉煌历程。

来源：中国新闻网-文汇报 编辑：邓京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