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对于第四季度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部署，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把正确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作为宏观调控的重点。那么，如何在保增长、保民生的同时，使调结构行之有效？本报自今日起推出“寻找保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点”系列笔谈，邀请权威人士对相关问题进行解读。

今年我国经济顺利地从前低转入后高，这和以四万亿元投资为重要内容的一揽子计划，包括多个产业振兴规划，在实施结构性减税的同时大力改进民生和社会保障，以及支持自主创新等，是密切相连的。

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长率为7.7%，并有望在四季度继续上升。从各方面情况来看，目前经济的回升主要还是依靠政府投资拉动。而现在，既然国民经济已经进入企稳向好的局面，我们就应该腾出更多的精力，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加大调结构、转方式、促改革的力度，把短期调控政策和中长期目标更好地结合起来。应当充分认识这一良好时机的弥足珍贵，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界都应更多地考虑抓住时机调整结构，促使我国经济尽可能快地从粗放型转为可持续的集约型状态。

投资、消费和收入分配都应与结构优化相呼应

已安排的政府四万亿元投资本身也是有优化结构作用的，它投向七大方面，包括基础设施、灾后重建、新农村建设、安居工程、生态保护、自主创新和科教文卫的硬件设施。所有这些事项，都是在经济结构上推进优化的，并且四万亿元投资对消费也有拉动作用，项目投资会在40%左右的比重上转为消费。

在四万亿元投资之外，调整内需结构则应注重合理促进消费，特别是提高低中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并通过社保体系建设消除社会成员消费方面的后顾之忧。实际上，为了刺激消费，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创新了一系列工作机制，如对务农农民的直补，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劳动保护与工资按时发放，提高城镇低保标准和退休人员退休费标准，推动新医改、实行义务教育全免费、实施住房安居工程、推行农村新农合和基本养老保障等，以及以财政补贴助推家电、机动车下乡。这些对于解除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和增加可用收入而增加即期消费，调动潜力增加农村消费等，都有很好的作用。

但与消费有关的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和再分配调节。收入分配悬殊、利益配置不合理问题，包括不同阶层的利益矛盾和“仇富心理”等问题，都需要高度关注。特别是，对于现在影响非常大的垄断行业和国有大型垄断企业凭借垄断权力和国家特许权（往往是用“自然垄断”、“国家需要”之名掩盖过度垄断之实），不合理地、过多地占有国民收入份额的问题，亟待克服既得利益障碍，通过配套改革措施加以认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