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俊波：或许是为了显示自己不会被遇难者家属和律师摆布吧———我们对此也一直猜测。赔偿的钱都是由保险公司支付，保险公司愿意赔付，东航不用掏一分钱，其他被告都满意。

新京报：美国法院中止审理，当时对你们的打击是不是很大？

郝俊波：当时，很多家属一听都蒙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案子可能会结果不理想，但是不至于不了了之。

新京报：有没有想到在国内立案这么困难，近三年都没立？

郝俊波：想到难，没想到这么难。

我们两次向北京二中院提交诉状，但法院都不收材料，也不作出裁定。2008年中，我们只好转战上海。

上海一中院倒是收下了材料，我当时还想有戏了。但没过几天，他们就把材料寄回来了，一同寄回的居然还有我的名片。

我当时哭笑不得，真像分手的感觉，法院估计想说“再也不想见到你”。

【索赔金额】

“要给生命的价值定一个公正的价格”

新京报：这个案子如果成功，会对今后类似案件诉讼产生怎样的影响？

郝俊波：这是国内法院受理的首起空难集体诉讼案，这让许多人关注了这一案件和中国的赔偿标准问题。

所以，即使法院不支持我们的诉讼请求，我们也是成功的。

新京报：东航最初赔偿的21.1万元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郝俊波：东航是根据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赔偿的，这个规定中民用航空运输旅客伤亡赔偿的最高限额为7万元整。

但考虑到消费价格总指数变化，以及和家属谈判，最后定为了21.1万。

新京报：根据目前我国涉及空难死亡赔偿金额方面的法规，空难受害人可以获得的死亡赔偿最多不超过40万元？

郝俊波：40万规定的前提是航空公司没有过错，但本案已经公布的调查结果中，东航有严重的过错，所以不受这个规定数额的限制。

新京报：本案中赔偿要求差不多是每位家属300万人民币，这个依据是什么？

郝俊波：在美国，空难是一案一判，但通常来讲150万美元是赔偿金平均数。

我们考虑到国内的情况，折中定了这个标准。

中国的赔偿标准相比太低了，生命是无价的，但是我们要给生命的价值定一个公正的价格。

新京报：现在原告是32名，还有其他十几名遇难者，他们是如何进行赔偿的？

郝俊波：他们都接受了东航的21万多元的赔偿，不再要求新的赔偿了。这其中，以东航的工作人员家属为多，还有一些人，不愿意再提起这件悲惨的事情，就放弃了诉讼。

有一对教师夫妻的独子遇难了，他们对我说，生活和钱对他们已经没有意义了。

【5年感受】

“这个案子有温度，背后是悲欢离合”

新京报：5年来，案子曲曲折折，有没有灰心不想干？

郝俊波：当然有，5年中很多律师加入又退出。

但我从最初接到这个案子，就觉得它非常有意义，一定会有一个“说法”，而且会成为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我的付出是值得的，人一生是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的。

另外，这个案子和我代理的其他商业案子不同，它面对的不是专利、域名、商标这些冷冰冰的东西。

这个案子是有温度的，它背后都是人间的悲欢离合，我对这案子有感情。

新京报：罹难者家属对案子拖这么久是否有埋怨？

郝俊波：一丁点都没有，他们自始至终非常信任我们，而且遇到挫折时还安慰我，真的特别感谢他们。

赔偿只是一部分，要求政府公开空难调查报告，也是他们一直坚持的动力。

在这一事件中，各种信息公开的很少，我们就像在雾里，凭一点线索前行，很多家庭内心是悲愤和委屈的，空难详细调查报告应该公布，他们有得知真相的权利。

编辑：段若兰 来源：新京报 (孔璞 实习生 薛峤 陈颖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