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除了索赔外，遇难者家属还要求被告公布包头空难的原因及经过等详细调查报告；在全国性报纸、电视台和网站等媒体上向家属道歉；在事故发生地为死难者建立一座永久性纪念碑等。这种要求此前在国内多见吗？

郝俊波：在民事诉状中，我没有见过这样的请求。一直以来，东航只是对责任人做了一些处分，比如警告、党内记过。很多家属都不知道具体是谁的责任，他们认为正义并没有实现。

“人亡必然家破”，家属不仅仅是悲恸，他们也希望纪念曾经的幸福和灾难。

希望法院能考虑到这次事件的实际情况，它毕竟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里面有很多教训。

新京报：你觉得诉讼请求都能够实现吗？这么一大笔赔偿，在国内没有先例。

郝俊波：我个人认为我们全部的诉讼请求都应该得到支持，我有信心。

【介入】

坐出租车偶然找到遇难家属线索

新京报：你和你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最初是如何介入这个案子的？

郝俊波：空难发生后十几天，美国的律师从网上得到情况，发邮件给我们，询问是否愿意合作做这个赔偿案。美国有一个“长臂管辖”原则，只要和美国有某种最低联系，就可以在美国起诉。

在包头空难中，通用是美国公司也是飞机发动机制造商，因此可以适用这一原则。

新京报：然后你就开始联系家属？

郝俊波：不是联系，是寻找。我跑到包头，东航空难处理办公室告诉我们说家属都走了。我一下就蒙了，但接下来就太巧了，像老天安排的一样。

一天，我坐出租车，司机刚巧不久前拉过一个空难死者的妻子，而且还记着她家住在哪里，几单元都记着。

这位高姓死难者的妻子，恰好与包头当地的空难死者家属保持着联系，我们把包头当地的遇难者亲属全联系上了。

新京报：遇难家属为何委托你来打官司呢？

郝俊波：东航当时许诺的赔偿很少，这也是家属把案件委托给我们的重要原因。他们觉得21万就把一个活生生的人买走了，大部分家庭都觉得不能接受。

【诉讼历程】

“想到难，没想到这么难”

新京报：你们为何选择在美国加州法院来诉讼？

郝俊波：美国是两级审判制度，一般来讲地方法院对公民利益考虑多些，联邦法院考虑大局多些。此外，东航有直飞加州的航班，庞巴迪、通用也在加州有工厂。

新京报：在美国的诉讼也是大起大落。

郝俊波：是的，我们把庞巴迪、东航以及通用共同列为被告，诉讼中，被告主动提出调解。

2006年11月，和解协议签署，在这份协议中，被告同意一揽子赔偿32位原告1175万美元，平均每位死者的赔偿约合人民币300万元。

我们觉得一切都搞定了，家属们也很满意，但没料到东航随后反悔，并向法院提出案件管辖权应该在中国。随后法院中止审理，我们只好回国起诉。

新京报：东航为何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