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孩子一条平坦安全的上学路

****一个沉重的负担

自从去年国内接连发生的几起校车事故后，当地政府就不让家长拼车雇人送孩子上学了。因为鲁安庄小学没有食堂，所以学校不允许学生在学校吃午饭和午休，这就意味着孩子每天要走四趟，而家长要走上八趟。送孩子上学成了每个有学生上学家庭的沉重负担。

对于62岁的王庭敏来说，他每天的任务就是骑着小摩托车一前一后载着他的小孙子和外孙来回在家和学校的路上。

“每天8次加起来5个多小时，时间都搭在路上了。没人出去工作，钱从哪来？”老大爷说。

熊院长认为，撤点并校后，学生上放学距离远的同时也给农村家庭增加了很重的经历负担，比如交通费、住宿费、吃饭的费用、加上搭上本应打工挣钱的时间。特别是在贫困的山区，这种负担更加明显。

对于那些实在没时间接送孩子的家长来说，还没有自行车高的孩子就只能自己骑车子上放学。在鲁安庄小学上放学的路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个七、八岁的小孩子骑着车飞快的在土路上穿过而他们的车后座上还坐着一个年纪差不多的小孩子。

曹庄头村八岁的曹硕就是其中一个，他带着同是八岁的曹晓萱每天一起上下学。

“学校没有校车、食堂、不能为家远的提供住宿，至少应该把上学的路修一修吧! 我七十年代上学的时候走的就是这条路，没想到30多年过去了，我们孩子还走在这么泥泞的路上。”王庄头村长王树昌感叹的说。

“其实我们村在临近几个村的中间，如果把村里原来的小学校修一修重新开的话，不仅可以解决我们村孩子的上学问题，临近几个村的孩子上学也近了很多。我们村现在10岁以下学龄孩子100个左右，加上周边村的孩子，学生数量应该是可以保障的。”他说。

****可能的解决办法

王庄头学生上学难的情况是很多全国1.5亿多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龄学生上学难的缩影。在云南和甘肃等很多山区，农村学生的上学路比这还要艰难的多。

北京师范大学农村教育专家，教授袁桂林认为目前关于学生上学到底该由谁来管谁负责的责任划分非常不明确，所以只要没有大事故发生，没有机构来管这个事。

“我认为在农村学校撤点并校中引入责任明确的监督机制非常必要，而且这种监督必须是上级对下级进行监督，只有这样监督还会有实际的效力。”袁教授说。

“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开展一次农村撤点并校的回访和检查。对于那些确实存在学生上学难的地区，相关部门应该结合当地情况给予优先解决。对于那些没经过与村民协商、征求群众意见就强行关闭的村小，如果学生需求强烈或者导致辍学率上升，应适当予以恢复重开。”熊丙奇院长说。

他认为不断发生的校车事故导致学生死亡刺激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神经。政府部门必须要对学生的上学安全负责，他们的安全高于一起。合格安全的校车要尽快配备到位，只要有一分钱也应该花到教育上。同时，如果能够满足校车的需求应尽量减少寄宿制学生的比例，农村寄宿制学生由于寄宿条件差、管理跟不上、缺少家庭关爱，有心理问题的学生比例较高。

对于校车，袁桂林教授提出了一个他调研的可行性方案。他建议政府在校车事情上应该充分发挥社会的作用。政府为租赁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由租赁公司出资从汽车生产厂家购入合格的校车，再租赁给运输公司，由运输公司提供学生上下学的交通服务。乘坐校车的学生每月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同时大部分由政府以交通补助的形式支付给交通公司。

“这样既能缓解政府的购车压力，又能使学生负担得起，校车得以长远运行下去。”袁桂林说。

袁教授还建议农村要综合利用各部委下放的资源同村小学结合到一起形成文化大院。比如可以把小学校、农村书屋、农技推广站、文化活动中心等多者结合到一起，学校白天上学，晚上这里就是村民文化生活的活动场所，有效利用现有资源。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邬志辉认为撤并学校要审慎，要强化程序公正，根本办法是强化程序公正，确保撤点并校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为了确保实质性参与，县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建立听证和公示制度，让利益相关主体(如学生家长和村民自治组织、乡镇政府等)有机会充分表达自己的焦虑、主张、意见和建议。

不撤并的学校要发展，要提高教育质量。目前，我国没有实施撤并的农村学校大多是边远山区的小学或教学点。村小和教学点不仅应该建设，而且应该加强教学点复式教学和村小小班化教学模式的探索与研究。

“我建议建立学区中心校总法人制度，实行村小和教学点教师“中心校管、统一使用”的政策；实施村小和教学点教师的定向培养制度、特殊岗位津贴制度和专项培训制度，鼓励优秀教师到村小和教学点进行合同化任教；加强村小和教学点网络平台与远程信息平台建设，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邬所长说。

“我听说教育部正在对农村撤点并校的政策进行调整，希望调整后的方案可以尽快实施，让农村孩子们的上学路可以更容易一些，平坦一些，安全一些。”袁桂林教授说。

（来源：中国日报 何娜 编辑：孙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