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7月30日报道：从1950年起，中国政府向非洲、亚洲、欧洲、拉美和南太平洋地区的160多个国家提供了援助。近2000个援外项目，涉及工业、农业、交通、通讯、文教、卫生以及社会公共设施等领域，在过去的60年得以实施。除了提供了大批物资和少量现汇援助，中国还派遣技术人员赴当地提供技术服务和指导。

一个医生在几内亚：

王飞和他的医疗队刚到几内亚的时候，当地人警告他们不要把湿衣服晾在屋外，因为有一种小飞虫会在衣服上产卵。幼虫孵化后会扎进人的皮肤里，在皮下蠕动爬行，吸食脂肪，越长越大。

“这叫蝇蛆病，几内亚很多人都得过，包括中国援外医疗队的成员，”这位48岁的骨科大夫说道。“把患者的皮肤切开就能镊出一条一条的白色的蛆来。”

从2000到2002年，包括王飞在内的14名北京同仁医院的医务人员被卫生部派到几内亚进行医疗援助。他们中的11个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亚斯丁医院工作，另外三个被派到北部城市拉贝的医疗点。

根据商务部对外援助司的报告，从1963年开始，中国先后派出援外医务人员约20,000人次，遍及亚、非、拉和欧洲的65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共有48支医疗队约1200多名医务人员在47个国家工作。

当王飞在2000年刚到几内亚的时候，当地的基础设施和医疗条件十分简陋。“就像是70年代的中国，”他说。

对于在几内亚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各种在非洲肆虐的疾病——疟疾。

“我们做过统计，当地人得疟疾的概率非常高。也就是说，只要去了几内亚，谁也逃不过疟疾，我们都得过，”王大夫说。“有的时候我们一边发烧打摆子，一边还要在电话里跟家人说没事，没事，以免他们担心。”

“非洲的医疗和生活条件都很差，所以如果援外人员身体状况欠佳的话，在当地很容易恶化，”王大夫说。“一些在中国很罕见或者能够治疗的疾病，在几内亚可能是致命的。”

因为蚊虫虐生，王说他早上醒来常常被吓一跳——蚊帐上黑压压地趴着60至70只蚊子，等着吸他的血。

当地人还警告过他们，如果感觉身上有小虫子爬动，千万别去拍打，而要把虫子掸掉或是吹走。因为有一种酸蚁，体内含有强酸。如果直接拍烂，就像往自己身上倒硫酸一样。

陈虹，医疗队里的护士，就是一个受害者。她的脖子和肩膀被酸蚁烧坏了。她同时还在几内亚患了神经性皮炎。“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我们必须要24小时待命，”陈说道，她的手背上都是皮炎留下的伤痕。

她说援外医疗队的成员一个月大概能得到800多美金的收入，大概是国内收入的2到3倍。“我们住单人间，而且随队还有一个中国厨师。我们的吃住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工作太累了，”她说。

王医生说他们每天在医院和他们的驻地至少给50个病人提供免费医疗，药物和手术。

这些病人包括当地的官员和贫民，中国驻外的官员和华侨。但是绝大部分是当地靠打渔种地为生的百姓。王说他们中的不少是文盲，也缺少基本的卫生知识。

“很多病人在手术后死于伤口感染。当地医院的消毒措施也很差。” 王说。

王大夫只能带着当地的医生一起做手术，教他们如何消毒。有效的消毒程序不但保护病人，也保护医生不被感染。在离开中国之前，医疗队集体接种了黄热病的疫苗和其他疫苗，但是大部分疾病没有疫苗。“百分之一的当地人有艾滋病，万一医生手术中划破手指呢？”他说。

援外期间，队员是不被允许回家的。两年，他们只能通过电话，信件和网络和家人联系。

打电话很贵，寄信的话，家里人一个礼拜才能收到，宿舍里也没有网络。王和他的队友们只能偶尔去当地的公司借用一下网络，花点钱发封电子邮件。

据说现在援外专家每11个月可以申请回家1个月，不过来回机票得自己掏腰包。

王说他2000年离开家的时候，儿子刚1岁多点。回来的时候，都4岁多了，连爸都不认识。

旅途中的水稻专家：

黄大辉的一双大手上晒得黑黝黝的，满是伤疤。这是他满世界教人种水稻留下的“纪念品”。

作为中国杂交水稻技术援外培训基地首席培训师（位于湖南长沙），45岁的黄大辉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弟子。

靠着高产量的杂交水稻，中国用占世界百分之7 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百分之20的人口。

从1996年起，黄大辉游走在8个国家之间，教当地人种杂交水稻。

“我们的目标就是教人们填饱肚子，”黄说。他坐在简陋的办公室里接受采访，屋里只有两张桌，两把椅子和一个空调。

五分钟前，他在隔壁的教室给来自亚洲，非洲和拉美的学生上课。不同肤色，来自不同大洲的师生齐聚一堂。

“我们邀请世界各地的学生们来中国学习如何种杂交水稻。课程完全免费，用英文，法文和葡萄牙语教授，学员每天还有吃住的补贴，”这位教授说道。

农业光纸上谈兵可不行，黄说，得下到田里去。

1996年到1999年，他在美国指导杂交水稻的选种和育种。

2000到2001年，他工作在斯里兰卡的田野里。

接下来两年他在印尼，然后2003年底又到了越南。2005年他在泰国待了3个月，然后去利比亚三个月。2006年6月去了乌兹别克斯坦之后， 2007年去了印度，然后在2009年又回去了乌兹别克斯坦。

“过去的15年，我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在国外，”黄笑着说。

如今在种植大米的120多个国家里，有50个引进了中国的杂交水稻。“如果种大米的国家中有一半能够种中国的杂交水稻，那么世界粮食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黄说。

但是，推广杂交水稻对于黄和他的同事来说绝非易事。

许多受援国家位于热带地区，这意味着黄和他的同事们不得不在烈日下工作很长时间。

“在印度，下午的气温可达47度，即便是在4月之前。但我甚至不能出汗，因为空气湿度太低，汗水蒸发得太快，”他说。

疾病，也对他们的健康构成威胁。当黄在斯里兰卡时，登革热在当地流行。黄是唯一一个留下来完成原培训计划的人。

其他时候，他也面临落后的医疗条件带来的健康隐患。

“在一些国家艾滋病病例处处皆是。我得小心，不要在工作中割伤自己，因为输血太容易导致传染了，”他说。

为了在一天中最好的时间进行杂交水稻育种，黄和同事们通常需要在午餐时间工作。

“在印度尼西亚，我们不得不6时左右起床，并已在7点早餐。然后下一顿饭将在下午4时。我们经常挨饿，”他开起了玩笑。

常有黄的外国弟子不远万里来看望他们的老师。黄说，被学生视作良师益友就是对他工作的最大回报。

“当我在乌兹别克斯坦，泰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降落后，有的学生开车或骑自行车很长的路来看我。这是他们表达喜悦的方式，”他说。

黄也感谢他长期支持他的工作的妻子，是她在中国为他营造了一个和谐的家庭。

“在任何援外工作都面临着家庭不和睦的危险，因为工作需要他们长期的时间远离家乡，”他说。黄说他的第一次婚姻，实际上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走到了尽头。

“但是我仍然喜欢援外的工作，这工作很有意义而且给我带来莫大的成就感。就算时光倒流，我还是会选择这条路，”他说。

突尼斯，孩子和工程师：

1985年，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程师冯燕林，参与设计了中国援建的突尼斯青少年文化体育中心——一个给当地青少年提供学习和娱乐的多功能场馆。那年，她刚30岁，负责设计青少年中心的通风和供暖系统。2008年10月，现年55岁的冯，又回到突尼斯参与青体中心进行为期20天的维修考察工作。

“凡是中国援建的项目，中国都会提供终身的维护和技术支持，”这位高级工程师说到。

由我国援建的青体中心位于突尼斯市，建筑面积5230平方米，其中包括500座位的剧场和室内游泳池等，总造价1526万元，1990年7月移交。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亲自为青体中心的落成揭幕并题词。

“二十多年过去了，青体中心仍旧是当地最漂亮，使用最频繁的建筑物之一，”冯回忆起她2008年去考察的情形，当时她的工作主要是记录下场馆的使用情况和哪些设备已经磨损需要更换。

她说当时领衔设计的中国著名建筑大师刘力，设计了富有阿拉伯风情的拱门，圆顶和土黄色外墙，让场馆和周围的清真寺和民居融为一体。

“少部分地砖需要更换，一些体育设备，像篮球架和跳马的马鞍，都已经掉漆了。我们打算全部更换成新的设备，”冯说。“虽然设备已经很旧了，但是来这里学习和娱乐的孩子们仍旧很多。很多场馆都不够用了，因为这里是突尼斯首都唯一的青少年中心。”

40岁的工程师杨旻也参与了2008年的考察。“当我们去场馆考察的时候，到处都是跑跳着的孩子们，到处都是孩子们的尖叫声和笑声，”杨说。“看到中国设计的场馆里有这么多快乐的孩子，我太兴奋了。我太喜欢小孩子了。”

杨说，在周末和假日，或者每天的下午3，4点钟以后，当地的家长就把孩子们送到这里来学习绘画，体操，跆拳道。“我们路过中心里的剧场，发现孩子们正在表演舞蹈和其他他们学到的新东西，家长们在台下观看。场馆里的墙上挂着孩子们的涂鸦和雕塑作品，”杨说。“我们还遇到了两个从中国江西来的自愿者在中心里教孩子们中国武术和体操。”

场馆新的装修需要大约2000万人民币的花费，包括重铺地板，更换空调系统和陈旧设备以及购置电脑等等。“援外建筑的材料和设备绝大部分都从中国运过去，一方面是尽量降低成本，保证质量，另一方面是在对外援助的同时也向外国宣传中国的产品，”冯说。“受援国会提出自己的要求，申请援建的项目。中国的原则是在预算内满足当地人的使用就可以了。一般不会修建太豪华的建筑。”

冯和她的工程师团队提交的重新整修的方案已经完成，正在等待商务部的批复。她的团队还参与了包括修建秘鲁医院在内的其他援外项目。 （中国日报记者 彭奕宁，曹莉，王岩 编辑 潘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