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最初发表在《文学周报》上的第一幅画稿，就是这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的漫画，好有意境哦。

对比民国时期的文化环境，有时不免想到，仅仅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众文人热爱新生事物与新艺术，这样看似简单的作品才能被隆重推荐出来，并形成一个画种。幼弱的种子，没有合适的土壤生长，注定是要夭折的。丰子恺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与他周围的朋友对他的维护，与他们对新生艺术样式大胆尝试的态度，有着根子上的关系。

 丰子恺：爱是人间休止符（下） 

凡子/文

 李叔同庄严的身影不再出现在校园里了，可喜的是丰子恺已染了先生的气息，有了自己为人、学养的轮廓。一年后他毕了业，也作了一名先生，而他任职的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他本人就是创办人之一。二年后又争取到前往日本留学一年的机会，在实际只有十个月的时间里，不仅学了油画与小提琴，竟然也将日语学到了可以翻译名著的程度，英语是直接可读原版小说了。这许多的本事，全是他用异常的苦学换来，以至于他回国时，心中既有失意，又怀一点小小的得意。

这个失意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丰子恺留学日本，是抱着做一个油画家的梦想而去，可真的见识了油画在日本如火如荼的状况，知道要成为一名油画家得从头来过，而他财力贫乏，只得调整计划，把能学的尽可能学回来，那不能学的只能让它去了。

留学日本的另一个最大好处，即他后来的漫画风格，就是从一位日本画家竹久梦二那简明洗练的毛笔画中受到的启发。

当然，对新婚妻子的思念也是丰子恺回国的原因之一。毕业那年，这位十六岁就订亲的少年回乡，如约与当地一督学世家的长女徐力民结了婚。要说这段婚姻，可算是天赐给丰子恺的，只因这少年文才不凡，容貌朗朗，徐家便坚决要与丰家攀亲。丰家家道不及，拒绝数次对方央媒才成。婚礼之日，徐家的富贵陪嫁，惊动十里乡亲。婚礼之后，虽说是媒妁之言，夫妻二人竟是恩爱相顾，一生相随，七个子女渐次排成行。要说丰子恺早期的漫画里总是溢满家庭的温馨气息，这与他现实的幸福生活是分不开的。

回国后的丰子恺在浙江上虞的春晖中学当了教书先生，三年后辞职，与老师夏丏尊与一众文人朋友在上海江湾创办了立达学院，上课之余师生二人时常邀约朱自清、朱光潜等吃饭喝酒饮茶，论时事与世事，丰子恺也每每画下这些聚会的场景。那时有份很有品质的《文学周报》是由诗人郑振铎主持，当他看到丰子恺清新可喜的毛笔画，便约人出来相见。见后发现这画画的人竟是与自己同龄的青年，其典雅风度尤令人赞叹。惊诧溺爱之余，总约他的画稿在期刊上发表，久而久之，一本结集的《子恺漫画》终于问世，漫画的概念由此也传入民间，很快为街头百姓所熟知、接受，最终成为一种脍炙人口的绘画形式。

丰子恺被两位先生塑造成了文化人的样子，“爸爸的爱”在出世的精神上引领他，“妈妈的爱”在入世的事务上扶助他，他兼有着柔和又刚毅的性格，神态举止有弘一法师的超然，又有夏先生的可亲与慈爱，这种种健全的人格，全然地反映在他的漫画作品中。

画画之外，他所做的一应事情也是文化人该做的事，组办画会、教学与办学、创办杂志、开书店、作编辑、当翻译、任教授，凡事都是读书时一丝不苟的态度，且充分体现出他的水准。

在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举家逃难之前，丰子恺生命里的几件重要事，需在此一书。

自李叔同皈依佛门成为弘一法师后，这对师生在俗世生活里的见面不再像学堂里那么多，不过他们精神上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丰子恺因之在信仰上也深受恩师的影响。1927年，即将三十而立的丰子恺，由弘一法师主持仪式，正式信仰了佛教，法名婴行。只是这是不用进寺门也不用剃度、仍可以吃肉的信仰，他做的是一名在家居士。

信仰某种宗教是人想在精神上有归宿感，得一颗安宁心。对这对师生而言，修养自己是本分，想多播撒些看得见的爱给人世间也极真实。

这看得见的爱，是他们师生二人酝酿相约着，要完成一本重要的书，由丰子恺绘画，弘一师法撰文——这便是那本呼唤人类慈悲心、花落千万家的《护生画集》。它的第一集五十图于商议的次年就已完成出版，这也是给弘一五十周岁的庆生礼物。

与此同时，丰子恺还给自己已人丁增添的小家建了个房子，这栋名为缘缘堂书斋的房子于1933年在老家石门镇落成，建房子的6000大洋是丰子恺绘画写字翻译的稿费，而“缘缘堂”三字则由弘一法师赐名。

青砖黑瓦、朱栏粉墙的书斋，如一件艺术品一样坐落在田园风光中，可惜丰子恺的母亲没有看到这个美好的新家，这严父兼慈母的亲人已于房子落成的两年前辞世，她与她深爱的儿子，在世上相守的时间是三十三年。

 世事残忍，还不仅仅指人的天命有时限。

眼望着家园建立起来了，精神上的出路有了，写字画画可以养活全家了，可是战争来了，顺风顺水的生活，在瞬间变得支离破碎。

从1937年到1945年的八年抗战时期，与其他民众一样，逃难是丰子恺一家的唯一写照。此时丰子恺已是整个家庭的顶梁柱，他带着他的家辗转于江西、南昌、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省的十多个城市，在颠沛流离中逃亡了近十年，个中艰辛悲伤，片语难尽。

不过这种逃难与无所着落的乡间百姓有所不同，丰子恺大多时刻的走向，是随着大学的迁徙与聘用而变动。如浙江大学聘他，举家就迁往任教之地宜山；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聘他，举家就迁往重庆。且无论生活如何变动，他的手中之笔一天没有停下过，文章照写，漫画照画，动乱岁月里竟然出版过不少散文集与画集。这些画与文，既有对过往温暖生活的描绘，对沿途大好河山的赞美，又有为抗战呐喊、对侵略者的控诉，一腔“国家有大难，匹夫有小责”的知识分子情怀尽露无遗。

如果说逃难还可用苦中作乐的方式度过难关，而接踵而至的几件事却让丰子恺神伤一世。第一事是美丽的缘缘堂在建好的第五年被日军炮火所毁，夷为平地。第二事是弘一法师于1942年在泉州圆寂。此时的丰子恺正在重庆避难，得知消息的他既未哭泣，也未举行任何仪式表达内心的悼念。半年后他才写下这些话来诉说自己的黯然心情：我时时刻刻防他死，同时时刻刻防我自己死一样。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所以我并不惊惶，亦不恸哭。老实说，我的惊惶与恸哭，在确定他必死的一日之前早已在心中默默做过了。

第三事是，在整个战乱期间一直与他通信不断、谆谆教导他要把画画得更好的夏丏尊，在经历了自己的人生曲折后，亦于战争结束的次年辞世，丰子恺并未见上他最后一面。

两位亲人般的人相继离世，丰子恺同样都无法哭出来。他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但仍需默默活下去，因为他还有弘一法师托付的重要事情要完成。

 《护生画集》是弘一法师叮嘱丰子恺要完成的一本书，这是师生之间生命的相约与善的相约：弘一五十岁，二人一绘一写作五十图；弘一六十岁，则六十图；至弘一百岁，完成百图。圆满的画集，总计该是六集四百五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