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国内书画市场异常火爆，在悠久的中国书画鉴藏史上几无出其右者。社会的长期稳定，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加剧了艺术品的商品化趋势。随着艺术品市场的不断扩大，书画造假作伪之风也随之盛行，以致大有泛滥之势。

就书画收藏的动机而言，无论趋利，抑或欣赏，作品本身的真伪都是首要的话题。而鉴别真伪则成为书画收藏的首要任务。中国书画的作伪历史悠久，千余年来积累的鉴定方法虽然千差万别，莫衷一是，但是这些方法至今仍旧有着风行不衰的悠远效应。尤其20世纪60年代以来，书画鉴定方法日趋丰富完善，逐渐成为专门之学。如若对其进行爬梳归纳，无外以下两个鉴定流派或者系统：一是文本文献的鉴考结合派;一是从书画视觉方式人手的图像风格分析派。

在这两个书画鉴定流派中，前者是中国自古以来书画鉴定传统的延续与拓展，后者却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西艺术史研究结合的产物。这两个鉴定流派虽然视角不同，各有优劣，但却有着同一的学鹄一一“辨真伪与明是非”。

文本文献鉴考结合派：张珩、谢稚柳、徐邦达、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

在文本文献的鉴考结合派中，当首推张珩、谢稚柳、徐邦达、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等几位大家。虽然他们书画鉴定的成就各异，影响各有大小，但是在中国20世纪的书画鉴定领域里，几位却是不祧之大宗，整体影响极为广泛与深远。这些名家不仅具有丰富的书画鉴定实践经验，而且大多兼工书画，淹贯经史，著作宏富，具有独特的学术代表性和广泛的学术影响力。

张珩、谢稚柳以及徐邦达三人都出身于较有文化素养的家庭，年轻时即已投身书画行业，要么专攻书画鉴定，要么心仪书画创作。如张珩，其祖父就有大量的藏书，并且精于版本之学。同时他的家境较为富庶，唐宋名迹都有收藏，明清两代藏品更是不胜枚举。他生前曾经留下一本小册子《怎样鉴定书画》，在书中他明确指出书画鉴定的目标是“辨真伪明是非”，同时他把鉴定可依据的书画文本因素归纳为“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在提倡以风格比较为主要鉴定方法的同时，要注意主要依据(书画的时代风格与书画家的个人风格)和辅助依据(如印章，题跋、款识、纸绢、装潢形式以及相关文献与学科知识等)的运用。例如，他曾经鉴定上海博物馆藏的王渊(13世纪末一14世纪中期)《竹石集禽图》，首先从画面的时代特点与个人风格来看，可以肯定是王渊的晚期作品。其次看其隶书款和“王若水印一墨妙笔精”二印，钤印很好，纸张也符合时代面貌。再考究它的流传经过，解放前为上海周湘云所有，画上的“张弧之印”则表明它曾为张弧旧藏。乾隆皇帝的印玺则说明它曾庋藏于清内府，入内府前又经梁清标收藏，因为其上有“棠村审定”“蕉林”二二印。最后看“八年癸丑”的年款，宣德八年(1433年)正好是癸丑，上距作画时间约一百余年。作品的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均一致，于是可以断定它是真迹无疑。他的鉴定理念对其后的谢稚柳、徐邦达等人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二位鉴定家对张珩的方法都有各自的理解与运用，自成一格。综观20世纪中国书画鉴定界，张珩对于书画鉴定学具有开山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