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控烟协会荣誉会长孙康林在谈及控烟条例实施效果时表示
市领导带头减烟量
去年,北京发布“史上最严禁烟令”,6月份出台并实施了《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规定全市范围内所有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室内,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全面禁烟,违法者一律接受罚款,个人最高罚200元,单位最高罚1万元。这部法令之于北京的重大意义,让公共场所“禁烟难”终成过往……而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禁烟令,幕后最大的推手之一就是市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康林。今年已经年过六十的孙老,作为北京控烟的直接推动者和坚定践行者,去年还被评为了“2015十大年度人物”之首。对“禁烟令”实施半年以来的效果,孙老接受了北青报记者的专访。
“见到代表吸烟不仅制止还要‘教育’他”
北青报:今年两会,您有看到在会场里吸烟的代表吗?
孙康林:在我住的6号楼一层,一直有烟味,我不知道是咱代表吸的烟,还是工作人员,我还没发现是谁抽的,但我相信应该不是我们代表,今年我们已经倡议了,要“无烟两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大家作为人民选出的代表和委员,在控制吸烟这方面,是一定要给全社会做表率的。
北青报:要是碰上正在吸烟的人大代表,您会现场直接就制止吗?
孙康林:那当然了,现场要被我碰到,我一定是要制止的。不光是制止,我还得给他们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北青报:怎么教育?
孙康林:我肯定得跟他说,您现在要想吸烟的话,就赶快到室外去吸,室内不能吸。
北青报:不少领导烟瘾也挺大,现在提倡“无烟两会”,这,大家受得了吗?
孙康林:我这几天碰到一个正局级干部,平时他烟瘾也比较大,我还“故意”问他,“您怎么不抽了?”他说,“外面太冷了,不出去抽了,少抽两根”。我们在会议中心的南门附近安排了一个室外吸烟小房,给大家一点“人文关心”。毕竟零下17摄氏度的天气,烟瘾大的人让他一口烟都不抽,那这会估计也开不好了。
“见了领导我就劝 很多领导都戒了烟”
北青报:您自己抽烟吗?
孙康林:我从来不抽烟。
北青报:平时会劝身边的朋友戒烟吗?
孙康林:当然,我的亲朋好友当中,好几个都戒掉了,全被我给说服了。有个老烟民,五六十岁了,到我家时老上阳台抽烟。我就劝她说,“我觉得您哪哪哪都好,对您哪都没意见,但唯独对您抽烟极度反感……”被我这一句话,就给劝戒了。
北青报:会劝领导们戒烟吗?
孙康林:劝啊,太劝了!我们杜德印主任,原来一天一包烟,现在少多了,一上午就一支烟,中午吃完饭到外面就抽一根。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柳纪纲,也是制定《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这部法规的人,他原来烟瘾也很大,现在全都减量了。
北青报:北京“最严禁烟令”实施半年以来,您觉得效果如何?10分的话,能打个几分?
孙康林:目前来看,比较满意。10分的话,保守打也可以打个8分。小餐馆、小旅馆、写字楼等等很多地方的控烟,现在都干得不错。
这次两会,大楼里的服务员都戴着一个控烟的大红标。我觉得,咱这部条例从立法、检查、守法,都是最好的一部法规。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肯定,说北京是发展中国家大城市控烟的典范。
“炮轰《老炮儿》没结果也是一种宣传”
北青报:控烟协会炮轰电影《老炮儿》里出现了102个“烟”镜头,收到什么反馈没?您个人怎么看?
孙康林:目前还没有收到反馈,但我觉得无论如何,这种炮轰会是一种宣传。通过这种形式,让大家感觉到,北京控烟只会更加严格,要强化这样的意识。不管是支持控烟协会炮轰《老炮儿》的,还是有的观众说“电影里抽烟是尊重史实,那个时候社会环境就是人人都抽烟,不能拿控烟这个条例来要求”的,我不纠结这些,因为我认为这些冲撞本身也是一种宣传。
北青报:网民说《老炮儿》里的抽烟镜头,是在尊重历史史实,难道说得不对吗?
孙康林:这不是史实的问题,一码是一码,像现在很多表现毛主席题材的影片作品里,抽烟的镜头也非常非常少呀,我们都知道毛主席的烟瘾很大,这是两码事。
按照国家广电总局的规定,电影、电视剧,就是不能有过度抽烟的镜头,如果影视作品都尊重这样的史实,这控烟的相关法律就没法实现了。
“北京控烟工作一定做下去,不走回头路”
北青报:下一步,北京的控烟工作还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孙康林:今年5月31日“世界无烟日”时,我们会表彰控烟好的单位和个人,还会进一步发出倡议。7月份时,我们还要进行一次全市的控烟执法检查,看看实施一年来的效果。
另外,现在我们的控烟志愿者已经发展到1万人了,最终要发展到10万人。北京控烟工作一定会坚决持久做下去的,不会走回头路了,这个决心是下好的。
北青报:给烟民身边的朋友们提提建议,到底怎么劝人戒烟管用?
孙康林:鼓励、鞭策、讲危害,和他们说“别不见棺材不掉泪”,一查肺癌就晚了,这样的事例太多太多了。其实吸烟的危害比雾霾还大,好多人都不知道。雾霾天PM2.5到200、300,就了不得了,但你抽根烟室内PM2.5立马变500多。除了抽烟人的健康,我们也必须保护被动吸二手烟的1000多万人。
文/本报记者 林艳
摄影/本报记者 郝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