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瑞典籍人士近日在中国内地受到控制。西方媒体报道说，他叫彼得·达林，35岁左右，为“人权卫士紧急救助协会”工作。报道还说，该机构总部设在美国。据维基网站介绍，该协会自称“由中国大陆学者、律师和政治专家组成”，出于安全原因协会的所有人员信息“保密”。该协会致力于“直接为受迫害的人权卫士提供重要的救援和资助”，以及提供相关的培训和支持。

　　据《环球时报》向多方了解，“人权卫士紧急救助协会”没有在中国内地注册，一直在中国法律监管之外开展活动。熟悉相关法律的学者说，这样做虽然非法，但有的境外组织视其为“灰色地带”。少数政治激进分子会通过这样的管道从境外获得资助，并按照资助者的要求在中国内地做事。

　　从西方媒体报道的一个细节看，彼得与多名律师和助理被拘捕的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有联系。报道说，他在被控制之前就有所“担忧”。如果彼得从境外拿钱，又资助了锋锐律所被抓律师所从事的违法行为，那事情就麻烦了。

　　大多数在中国开展活动的NGO都扮演了推动中国全面发展的正面角色，像“人权卫士紧急救助协会”自我介绍中就这么“猛”、政治对抗意味十分浓厚的是极少数。它看来是中外人士混搭、专门要在中国挑事的一个组织。

　　瑞典外交当局只是证实了一名瑞典人士在中国“被拘留”，但直到昨天未做任何置评。目前都是美欧主流媒体为彼得被控制发出指责，宣称这表明中国“对法律援助界的打击行动大大升级了”。

　　中国有很多基层矛盾，基层法律援助有所不足，这是“人权律师”得以开发舆论空间的大背景之一。西方一些有政治色彩的基金会关注到这个领域，前几年不断向这一领域投资，形成了相当复杂的局面。那些基金会不仅向中国内地输入了资金，还向舆论输入了西方的政治价值倾向，推动了“人权律师”社会挑战者形象的发酵，刺激了中国社会内部的争论。

　　一些“人权律师”笃信自己“正义”，不仅经济上运转得开，网上也有拉拉队，境外舆论还给竖大拇指。在中国基层找到适合放大成公共舆论事件的案子不难，一些原本可以化解的事情，往往经过“人权律师”的参与被搞成“体制的僵局”。他们强调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应有方式，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没有律师资格，还有些人普通律师业务开展得平平，但是这个很特殊的群体被一些舆论作为“最有良心的律师”给予喝彩。

　　不能说“人权律师”现象都是“境外势力搞起来的”，甚至不应将这种现象本身“一棍子打死”。社会应当实事求是看待它，正视它的复杂性。比如彼得·达林很像是外部势力与这一现象之间的一个纽带，我们应承认这类纽带的确起了负面作用，但不能视它们就是问题的全部。

　　中国还是要从解决基层问题入手，认真体会维稳与维权之间的正向关系。同时依法治理“人权律师”现象中对法律和社会应有秩序形成挑战的那些元素，从根本上促进社会的有序与和谐。

　　至于彼得案，相信中国司法机关一定会依法审理。他是外国人，但只要触犯了中国法律，就必须接受处罚，他没有成为例外的理由。希望境外NGO不要受一些舆论的蛊惑，以为这是中国对NGO采取的行动。“人权卫士紧急救助协会”毕竟太另类了，就说它的自我介绍吧，正经的NGO谁会那样介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