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优先解决内部问题
郑若麟：从国际地缘战略角度出发，你认为中国的崛起，对中国与美、俄、欧、日等大国之间的关系、对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关系格局会产生何种影响？你认为中国到底是应该随着国力的增强而加大介入国际事务的力度，还是应该继续关注内部的改革和体制的完善？
韦龙：我感到中国25年来的力量就在于她对所有的考验都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正是这种实用主义，使中国目前成为第四大经济强国，并拥有了一定的、有限的国际影响力。但中国并不拥有同等的国际权力。
中国的影响力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强有力的经济增长率以及中国对其他国家提供的援助和向外国进行投资的能力，此外中国也在占据越来越多的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在某些发展中国家舆论中，越来越代表着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既非无条件的自由主义、亦非国家控制的计划经济模式。无条件的自由主义和国家控制的计划经济这两种发展模式都已经失败了，事实证明这两种模式都无法解决不发达国家的问题。中国的新的发展模式则表现出优于其他任何模式的长处。
但中国的这一影响力却并不等于中国在国际上拥有了相应的权力。在国际关系领域，权力经常是指拥有强制权或干涉他人的能力而言。面对美国的霸权和对武力的使用，中国仍然是一个不参与者。我个人认为中国目前如果贸然直接涉入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话，显然是过早了，会危及其自身的发展，并使中国的一些伙伴，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形成某种反制。
中国人口庞大，经济和社会需求同样庞大，因此继续集中精力于内部问题的解决，显然是更为理性的。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应该在联合国的框架内继续参与多边行动，以显示中国参与解决国际事务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意愿。我认为，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应该继续优先集中精力于国家的发展，尽管中国的发展已经需要在国际范围、特别是在能源领域采取行动。
·采访后记
法国汉学家或中国问题专家并不是很多。凡在法国研究中法关系的中国学者、记者或学生，大多知道几位，都读过一些他们的著作。所谓老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主要是指今天活跃在法国政界、研究界，并且把持着许多中国研究机构权力的一批人。其中不乏对中国真正有研究、有建树者，但也有不少带着满脑子“傲慢与偏见”、实际上对中国半懂不懂的所谓学者。
对于后者，我长年研究下来，至少有两个特点：一是意识形态观念在作祟，二是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即韦龙所谓的“评价中国的模式”，是按西方的标准建立的。凡与之不相吻合的事实，一律视而不见。所以便会有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连续七年在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问题研究所年鉴中预言“中国经济即将崩溃”。而这七年恰恰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强劲的七年。
现在，这位中国问题专家又在另一家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中国如何向非洲殖民”。这样来研究中国，会得出何种结果，可想而知。更可怕的是，在中国研究这个领域，他们的权力很大。比如在法国，很多大出版社都聘请他们任社外顾问，专门对有关中国的书稿做出评价。在他们的把持下，真正有分量的研究中国的书，是很难问世的。
最近几年来，法国人发现，这批中国问题专家笔下、口中的中国，与他们看到的现实中的中国，差距越来越大，于是开始产生怀疑。这些汉学家的信誉也出现了裂缝。在这种情况下，韦龙这一代新的中国问题专家突破重围，开始发出他们的声音。这对法国来说，是一件好事。（来源：新华网
编辑：陈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