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式民主不等于普世价值
郑若麟：那么你所提及的普世价值有哪些内容呢？
韦龙：在我看来，普世价值是超越任何宗教准则、政治体制或意识形态的一种价值。它主要是指：保护自己肉体不受损害的权利，我坚决反对以任何借口对任何个人施以酷刑；信仰宗教的自由，前提是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言论自由，前提是不损害社会和共同利益；帮助最弱群体的责任等……
郑若麟：你没有提及“民主”。
韦龙：我认为，个人在享有基本权利的时候，他也对他生活其中的社会负有基本责任。民主与自由并非同义词。我并不认为“人民”总是比其领导人更具有智慧。历史已经反反复复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相同的：他渴望权力，对家庭的权力、对邻居、对同事的权力，继而对社会的权力……
欧洲民主制度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其领导层事实上均属于一小批精英，他们控制着社会给予他们的种种权力（媒体、议会、金融），自我复制，以便能够永远掌握权力。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民主体制其实是一种民主幻觉，它正在悄悄地演变成一种“民主独裁”。因此，我不认为“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而是西方思想史中的一种统治技巧。在其他文化中也存在着民主形式。但今天任何其他民主形式都被“议会民主”所排斥在外。
·遏制中国发展很危险
郑若麟：从目前来看，你属于少数从中国的高速发展中看到并肯定其对世界正面影响的汉学家。你否认“中国威胁论”，提出了与目前国际盛行的观点不同的意见，认为有一股国际势力，“竭力要阻止或粉碎中国的崛起，以维持世界的战略平衡”。请问你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韦龙：我认为，“中国威胁论”反映了通过工业革命后完全统治世界已经两个世纪的西方大国，在面对一批非犹太—基督教、亦非“白种人”的国家的崛起，已经失去了对当今世界重新思考的能力。过去第三世界获得独立自由也好，有关国家间平等的演说也好，创立旨在平衡各方力量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也好，都从来没有动摇过欧洲——当然还有美国——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因此出现一批新崛起的国家这一事实，从深层次来说，对西方是一次真正的创伤。
二十年以后，中国的崛起便将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因此，未来这二十年将会面临多重危险，这不仅仅是对中国而言，而是对整个世界而言。我们都应该表现出负责任的态度，而不应受诱惑去试图动摇中国的崛起。
郑若麟：你认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会碰到与西方在二十世纪发展中曾经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但最终中国是会成功克服并真正崛起的……
韦龙：从很多国家的经验来看，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崛起不可能是一条“静静的长河”。更何况，中国自1978年以来不断发展的国际化趋势，已经导致某些参数至少部分地失去了控制。欧洲和美国曾经历过1929年的金融危机和1973年的石油危机，以及其他范围更局限的一些社会和经济危机，这些周期性危机从时间上看或长或短都得到了控制，且始终没有对欧美经济的发展和它的优势地位产生威胁。中国虽然自1978年以来赢得了出色的成功，但中国仍然存在着一些阴影，这些阴影或者来自于改革本身，或者是由于改革尚未涉及的领域，或者来自外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