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阿拉德（右）和彼得·沃克。

用图纸疗伤

位于曼哈顿苏豪区的汉德建筑公司的办公室基本上只有一种色调——白。厂房一样的工作室大得一眼望不到头。这种简洁似乎正对了公司合伙董事麦克·阿拉德的胃口，至少在别人的眼中，他的作品是简洁主义的典型。当然，至今他为世人所知的作品其实只有一件——“9·11”纪念馆。

阿拉德在办公室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离纪念馆开幕只剩下10天，雪亮的白衬衣配一条土黄色卡基布便装裤、平头、金丝边眼镜，42岁的阿拉德看上去好像30出头，但他显然有些疲惫。“现在工程到了最后彩排的阶段，我每天除了接受媒体采访，就是查漏补缺，把每个细节都要重想一遍看是不是万无一失。等开幕之后，希望压力会小下来。”阿拉德说。

当他开始构思“倒映虚空”时，阿拉德并没想到它真的能从图纸变成现实。

拥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的阿拉德出生在英国，在祖国以色列读完小学和初中，高中时又随出任以色列驻墨西哥大使的父亲搬到了墨西哥。“9·11”发生时他刚刚从美国的佐治亚技术学院取得硕士学位，在纽约的建筑公司KPX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帮助设计位于香港九龙站的118层环球贸易广场。

那天早上，阿拉德正在自己位于曼哈顿东村的公寓里洗漱，从广播新闻中听到一架飞机撞到了世贸北塔，抱着看热闹的好奇，他跑上楼顶，正看到第二架飞机撞上了南塔，“我意识到这绝不是事故这么简单。”在下城金融区工作的妻子这时已经到了公司。阿拉德骑上自行车向妻子的公司冲去，找到妻子后两人一起往家走。刚走过了两条街，南塔就倒了，快到家时，北塔也化为灰烬。

之后很长时间，阿拉德喜欢一个人在街上游荡，他曾经在凌晨两点来到纽约的联合广场，看人们为死难者点起的祭奠烛火，他曾经在哈德逊河畔徘徊，盯着湍急的河水发呆。

“9·11”刚过不久，他就开始在纸上勾勒纪念馆的图案，那时纪念馆方案的征集竞赛还没开始筹划。“开始设计时根本没有什么目的，就是把这个当成是一种思考和疗伤的方式，就好像有人练瑜伽，有人打坐，建筑师是用图纸来思考的。”阿拉德说。

之后他离开了KPX，转到纽约市房屋局工作，开始设计政府楼附近的警察局。他心中的纪念馆方案也在不断演进，从最初不切实际的在哈德逊河河面上切出两个方洞，到在世贸双子楼的地基上打出两个瀑布水池。这成了2003年曼哈顿下城发展公司(LMDC)在世界范围内征集“9·11”纪念馆设计方案时，阿拉德提交的定稿。

经过5个多月的初选，阿拉德的“倒映虚空”凭着在双子塔地基上挖掘深意的独特构思，从应征的5201件方案中脱颖而出，被列在进入决赛的8件方案之中。但最终的胜出并非水到渠成，这8件方案个个别具匠心，而评委们对阿拉德的方案也并不是完全满意。他们喜欢他的水池，但认为水池周围的广场显得太单调，不能达到集纪念和户外休闲于一体的目的，他们建议他找一个园林设计师做搭档，把方案修改后再参加决赛。在评委会推荐的人选中，阿拉德选中了著名的彼得·沃克。

沃克的树

事实上，沃克自己也提交了一份以树和嵌有死难者姓名的玻璃纪念碑为主体的设计方案，但没有进入决赛。“我接到麦克的电话时已经上网看过进入决赛的8个方案，所有入选的设计者都是无名后辈，但只有麦克的方案让我觉得我可以有用武之地。” 79岁的沃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作为简洁主义者，沃克对阿拉德方案的简单明了心有戚戚，而两个深挖入地下的水池，也和他喜欢的当代艺术家麦克·黑泽那些在大地上挖掘出沟壑坑洞的作品一脉相承。“我很理解这类艺术家的创作思维，这样的设计必须用植物来打破地面上的‘平’。用虚空的水池象征过往的失落，用树来象征今日的新生。”沃克说。

沃克的补充设计让阿拉德的方案如虎添翼，最终夺魁，沃克的400棵橡树也得以从图纸上走上了纪念馆广场。

选择橡树是因为它随着季节的轮换落叶和发芽，让人看到生命的自然更迭，它比其他树更耐久。这些树都是从世贸附近方圆500英里的范围内逐一挑选出来的，事先在苗圃里按各自的情况量身培育，使它们遵循同样的生长节奏。

比树木的挑选更复杂的是保养和灌溉。沃克说，在纽约这样的钢筋水泥丛林里，树木的生长期一般只有7年，而纪念馆广场上的树又是建在地下纪念馆的房顶上，更会影响发育，如果这些树七八年后都一起停止生长，它们将成为纪念馆的一个败笔。

为了让这些树有至少100年的寿命，设计者必须建造一个复杂的营养和灌溉机制。“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绿色工程，将来我可能会写本书专门讲这些树的故事。”沃克说。

相对于阿拉德在纽约的亲身经历，住在加州的沃克对“9·11”的印象最初只能算是隔了一层。“‘9·11’发生时我正在三藩市的家里，太太在印第安纳办事，出了事飞机都停飞了，她回不了家。”沃克说。

沃克在纽约的亲友都安然无恙，但在做纪念馆工程的过程中，跟死难者家属的近距离接触和沟通让他对“9·11”的痛有了更直接的感受。

他没想到的是，工程即将完工时，他竟会再一次在千万里之外为零点废墟揪起了心。8月底，飓风“艾琳”过境纽约，沃克正在澳大利亚出差，气象预报说风力可能达到每小时100英里，与零点废墟临近的炮台公园地区可能是淹水的重灾区，“我们有孩子住在纽约，还有我的那些树，我真是坐卧不安。”沃克说。

所幸的是“艾琳”不过只是跟纽约开了个小玩笑，纪念馆工程毫发无损，这些现在只有30英尺高的橡树将沿着它们自己的生长轨迹，在10年后长到60英尺。飓风过后，“9·11”纪念馆网站的博客上贴出一张馆方摄影师拍的特写照片，两颗绿色的橡树籽静静地躺在粗糙而厚实的青石路上，显得骄傲而安详。

阿拉德的崩溃

如果说“9·11”纪念馆从设计技术上已经足够纷繁庞杂，比这些更难以驾驭的却是围绕工程展开的人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同利益团体的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经费、安全等客观条件对纪念馆建设的限制，妥协和让步似乎成了纪念馆工程能否继续的关键，而这对于性格狂放唯我独尊的设计师们，特别是年轻气盛的主设计师阿拉德来说，又是最难做到的。

2004年纪念馆方案征集比赛进行最后角逐的时候，阿拉德只有34岁，他之前独立设计过的工程也只有一两个警察局，在评审过程中，这似乎帮了阿拉德。据说“倒映虚空”最终胜出很大程度上源于评委之一——林徽因的侄女、著名建筑师林璎的力保，除了两人在设计风格上的近似，更因为当年林璎设计世界闻名的越战纪念碑时和阿拉德一样也是无名小卒，遇到了伯乐才一举成名。

林璎行事低调，这段传闻也一直没有经过当事人的证实，但阿拉德的年轻和经验不足后来差点把他推向崩溃的边缘，倒是有目共睹。“建筑设计师都很自我，包括我自己，我之前也跟很多非常自我的设计师打过交道，但至少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人，像麦克这样几乎没做过什么作品，又这么自我的人，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沃克说。

在合作之初，为了保住主设计师的头衔，阿拉德对沃克也曾耿耿于怀。主管机构为了让两人合作顺利，要求他们签署了一份协议，保证不离不弃合作到底。当时的纪念馆设计方案除了地上可见的广场和水池之外，还有深入地下的部分。按照阿拉德最初的设想，观者可以顺着坡形楼梯在瀑布的水帘后面一直走到与池底平齐的环形走廊中，在这里他们将看到死难者姓名的陈列碑。

这样的设计帮了阿拉德和沃克，“最初的两年半时间，我只管设计地面上那部分，他只管设计地下的部分，我们各司其职没有太多吵架的机会。”沃克说。但在最初的几年中，阿拉德几乎都跟其他参与工程的人吵了个遍，包括资深建筑师戴维斯·邦德、麦克斯·邦德(已故)、零点废墟重建总工程设计师李柏斯坎，从曼哈顿下城发展公司，9·11基金会、纽新海港局到纽约州长办公室，所有人都知道阿拉德有个坏脾气，他固执己见又盛气凌人。

这些争吵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工作进度，造成了资金浪费，也使纪念馆的预算严重超支，2006年，出于经费和安全考虑，州政府决定取消纪念馆的地下部分，把死难者姓名移到地面的水池旁。这对阿拉德来说好像当头一棒，几乎成了摧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纽约》杂志当年5月的一期封面故事中，长篇记录了阿拉德在漩涡中精疲力尽的处境，文章的题目叫《麦克·阿拉德的崩溃》。

名字的排列方法

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阿拉德的脸上已经完全看不出当年的焦虑和狂躁。8年前作为决赛入围者去参观零点废墟时，他注意到了地上的一段被截断的方型钢柱，从某个角度看过去，像极了他图纸上的空虚池。也许从那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这个工程是上帝之选，不可能半途而废，这才让他从崩溃边缘退回来走到了今天。

如今的纪念馆与他最初的设计有了很大的不同——他最得意的地下走廊没有了，他希望在广场上种的红枫被白橡取代，广场的路面也不是他想要的花色和图案，但这些已经不再让他暴跳如雷。“建筑是个集体工程，‘9·11’纪念馆有几十名设计师参与了设计，成百上千的事要有人决定，这些决定大部分我都没参与。我的工作是保证纪念馆的总体方向不会迷失，这个我做到了。”阿拉德说。“是，我们是吵过架，但那又怎么样？这个工程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它经住了人们众说纷纭各持己见的考验。”

不过，阿拉德对自己的设计中的一个想法，即使在巨大的压力下也一直坚持，就是死难者姓名的排序。一开始他就提出排序要反映出人们之间的亲疏关系，家人、同事、朋友即使已经故去，名字也应当挨在一起。但这个想法一度因为太过费时费力而几乎被放弃。

“要说这么些年我最难过的时候，就是那段时间。曼哈顿下城发展公司不同意这种排序方法，而我又想不出一个既省事，又对得起死难者的方法。”阿拉德说。但2006年，纽约市长彭博接任“9·11”基金会主席，经过在市长官邸一天的会议，阿拉德终于说服了彭博。

设计师向死难者家属发出邀请，请他们提出自己亲人的名字应当与谁排在一起的建议，之后阿拉德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把名字排好了，家属们提出的1200条建议全部得到了满足。

“当你看那些名字的时候，他们好像是随便排列的，但对于知道其中故事的人，他们又都是有意义的。比如一个女孩的父亲在世贸倒塌时丧生，而她最好的朋友又是宾州坠毁的那架飞机上的乘务员，只有把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才能显示出‘9·11’对生命的巨大摧残。”阿拉德说。

十年间，纽约虽然痛楚仍在，却慢慢恢复了昔日的繁荣。沃克的建筑公司扩大了规模，“9·11”纪念馆让他更负盛名。“本来园林设计不大被人们重视，可一旦你上了早新闻的访谈节目，一切都不同了。”沃克说。对于突如其来的名气，阿拉德似乎反而更平淡些：“我生长在外交官家庭，在公众目光下生活并不是新鲜事。”

阿拉德如今是3个孩子的父亲，老大奈迪今年8岁了。“虚空池”试水的那天，阿拉德带儿子到了现场，小家伙对建筑已经表现出天分和兴趣，但对于发生在他出世之前的“9·11”，他仍然似懂非懂。“他这个年龄还很难理解死亡。”

下一代人是否能够远离劫难，在和平的空气中幸福的长大？阿拉德不能肯定，但现在，他至少懂得教孩子们如何应对：“也许战火还是会发生，有些生命还是会无谓地死去，但我们所能做的是在劫难中坚守自己的意志和信念，不让它改变我们是谁。”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编辑：梁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