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于监控恐慌的反应同样让人无可奈何,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一个数字:007。英国人对于间谍活动保持着一种近乎浪漫的看法——或者说至少他们不认为对于英国的民主和个人自由来说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
“在英国,我们把间谍都想象成詹姆斯·邦德,通常我们都会对间谍行为抱着同情的态度。”麦克·哈利斯说,他是查禁目录的宣传主管——一个在伦敦的倡导言论自由的组织。
几十年的北爱尔兰“问题”,更主要的是最近本土兴起的伊斯兰教恐怖主义的威胁使得监控行为获得了广泛的支持。“除非你读卫报”——这家伦敦报纸给斯诺登泄密做了专题报道——“否则就会觉得这里关于对国安局监听欧洲的指控没什么兴趣。”罗勃·普理查德——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的外籍院士——说,“我想说一半人其实都不关心,剩下的人有相当一部分认为政府做的很对。”
但是公众对于监控行为的接受度不代表不需要作出任何改变。“拖网捕数据”的规模正在危害这些行为的正当性,哈利斯说,他注意到这些机构不仅仅是在监控少数的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他想看到“以一种公开的、民主的方式”并精确瞄准目标的监控行为。
大卫·劳,利物浦约翰莫瑞斯大学法律与反恐主义的讲师,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监听默克尔的手机“玩得太过了”,“这整个一连串事件显示出了国际法的不足以及需要在这些方面做出更好的国际协商”。
这样过分鼓吹自身争议性的言论不会动摇太多人。但是在国安局文件中显示出来的关于大面积信息收集能力以及“我们能做,那为什么不做”的社会思潮——如果不加注意的话——可能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包括从对谷歌这样的美国互联网巨头的国际接受度到言论自由、开放的互联网等价值传播的前景。
“美国真正的网络实力不是国安局或者网络司令部,而是它的公司、艺术家和公民,是他们创造了互联网并赋予它商业价值与内容。”杰森·希利说。他是前白宫网络安全顾问,现在是华盛顿大西洋理事会网络治国倡议会的总管。“但是这些网络力量正受到不受控制的在线间谍活动的威胁。”
但在这同时,其他人也警告不要忘记这几十年加强的情报合作使大西洋双边都更加安全了。“欧洲人有理由对这些事感到愤怒。”波士顿大学的劳伦斯说,“但是这种愤怒也要有个限度,因为我们是在想办法让每个人都更安全。”
没人会期待美国或者其他任何人对这个古老的情报总是试探这个国家的意图避而不谈——即使是友好地试探。但是也许在未来能够放弃监听友好国家领导人的电话,这样就不会让这些行为使我们从寻找更为重要的国际情报中分心了。以类似的方式,再过几个月可能就会知道在服务于安全与个人自由利益的盟国之间是否能形成共同的“行为准则”了。
(来源:中国日报网 信莲 编辑:齐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