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间谍博弈将如何改变

美国前国务卿玛德莱娜·奥尔布莱特回忆起有一次一个法国外交官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征询过她在某一个问题上的立场。那不是一次简单的偶遇闲聊，他想知道她为何会有那么独特的观点，事实证明她也只是向少数几位美国官员表达过这种观点。

“我说：‘你说什么？’”在最近关于美国大范围监控欧洲国家及其领导人而迅速产生的跨大西洋范围的骚动中，奥尔布莱特对一个华盛顿的观众说。“他们窃取了一些情报。”奥尔布莱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以及克林顿时期的国务卿——继续说，“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

随着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泄密者爱德华·斯诺登继续向外界暴露美国进行大范围情报收集的细节文件，一些分析家开始叹气并提醒大家：如果间谍是第二古老的职业，那么监控朋友起码都很《圣经》一样历史悠久了。

在斯诺登开始泄露自己窃取的NSA文件之后的几个月里，泄密行为对于间谍首脑们和分析家来说已经开始变得没有新意了，就像引用电影《北非谍影》（Casablanca）中雷诺上尉在里克的酒吧说的那句著名的“我很震惊，你这儿居然有赌场”一样常见。国家情报局总监詹姆斯·克拉伯却还是会在现身于上个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之前、在说监控朋友是“同样的事”引起骚动之前借用这句标志性的话：“天啊，这儿居然有赌场！”

即使在美国对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的手机通讯窃听十年被曝光导致美德关系恶化之后，有些领导人还像奥尔布莱特一样说“有什么新鲜的吗”，同时被警告忽视了为什么同盟间要共享情报、他们的共同敌人是谁的问题。

前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他在1974至1982间关键的冷战时期执政——告诉德国时代周报他已经开始假设他所有的电话通讯都被窃听了。他还说他很确信默克尔的私人通讯也同样地被挖出来了，他说他给默克尔的建议就是“保持冷静”。

间谍活动，尤其是针对朋友的间谍行动总是会涉及利益得失的衡量——权衡间谍行为获得的收益与被发现的代价那个更重要。但是自911恐怖袭击以来纯粹信息的收集与存储能力的发展使得任何使其加以限制和权衡利弊的倾向都被淹没了，分析家们说。

他们还说，这些消极的很可能会影响甚至直接导致因为反恐而带来的国际情报合作的破坏。

“令人惊讶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在监控其他人，而是监控范围以及美国在其中所表现出的强迫性和毫无策略性的天性。”史蒂芬·沃尔特说，史蒂芬是马瑟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国际事务教授。

通常“权衡得失”意味着“其带来的好处值不值得抵消我们的所做所为被发现以后带来的潜在外交后果”，沃尔特说。但是他还指出，在“收集情报、每天24小时监视，或者任何他们觉得有用的事”中，美国国安局“从来没有表现出要问问这些问题，而且彻底忽略这些潜在的代价”。

监控默克尔手机被曝光的危害从德国左翼政治家开始争相去俄罗斯（斯诺登在那里获得政治庇护）接触斯诺登看看有没有更多关于美国监控德国的情报就已经能看出来了。有些德国人甚至开始向斯诺登——一个被美国通缉的人——施压，希望能把他弄到柏林，以便能够公开更多关于美国国安局的文件。

但是国安局项目的曝光的影响貌似远远超出了柏林，已经影响到了从跟美国合作进行情报收集的其它国家到美国的海外形象。

“这是一场公关灾难，让这些（欧洲）国家的公众对美国有了错误的印象。”乔纳森·劳伦斯说。他是波士顿大学的一位政治学者，专门研究美德关系。“合作反恐之前一直都进行得非常好，但是现在美国的嚣张形象这么被广泛地接受，实在是不利于这些国家现在公开跟美国合作。”

同时，美国在看到自己作为互联网自由倡导者的身份被严重拖累的时候也感到非常不安。以沃尔特的观点来看，国安局大范围清查网络通讯内容的曝光终结了“引导人们认为我们想要一个开放的互联网，所以我们可以去开拓、利用它”的状态。

也许斯诺登泄密造成的更大的危害表现在让更多人开始意识到美国是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收手的偏执狂一样的霸权主义国家。”沃尔特说，“关于这件事其他人看到的后果是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会继续利用每一项科技创新，以世界上剩下其它国家担心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