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矛盾：企业留人“有心无力” 　农民工进城“欲留还走”

记者调查发现，“新工荒”背后，集中暴露出两对主要矛盾：企业利润处于下降通道，员工工资的增长诉求处于上升通道，前者无法满足后者；作为城市常住人口的进城务工人员渴望获得市民身份，平等享受城市公共资源，而“半截子”城市化下的城市“新二元结构”，阻碍了这一诉求的实现。

眼下，东部地区一些企业可谓“内外交困”：外部，欧债危机蔓延，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带来出口大幅下降；而本币升值又进一步侵蚀了有限的利润空间；内部，各种成本上升，企业赢利能力下降，已无法满足工人对工资刚性增长的需求。一些议价能力弱的企业陷入“招工不足——开工不足——效益下降——无力招工”的恶性循环。

上海明天纺织制衣公司总经理徐仁明告诉记者，他在上海宝山和苏北泗洪办了两家制衣厂。由于原材料、土地、资金等成本大幅上涨，加上国外市场不景气，企业利润率逐年下降。一年2000万美元的销售额，但利润只有300万元人民币。为招工，公司不断提高待遇。目前宝山工厂的一线工人工资已增加到每月3000元左右，还管吃住，社保也和当地接轨。“在目前的赢利水平下，这个薪酬水平短期内已到临界点，再也涨不动了。”因为招工不足，企业的产能只发挥了70％－80％。

收入增加了吗？农民工自己却有着另一本账。老家在广西桂林的卢巧英，和丈夫两人在上海浦东航头镇的一家养猪场打工，夫妻俩年收入合计有5万元左右。她说，收入每年都增长，但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买什么东西都贵”。今年她和丈夫准备去福建。

调查显示，40％的被访农民工去年的收入比上一年有所增加，但是48.5％的农民工收入没有变化，11．5％的人收入减少。收入增加的人中，28.5％的人收入增幅在5％以内，即低于CPI涨幅。也就是说，有约七成的农民工去年实际收入下降了。有43.5％的农民工表示“经济压力非常大”。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记者和许多农民工朋友交流时，都能听到这般心声，“回老家，我们是城里人；进了城，我们又是农民工。”进城却难以“融城”。

老家在安徽亳州蒙城农村的戴斗斗今年24岁，在长三角一家电子产品企业务工。他说，来上海打工，是因为觉得“机会更多，发展空间比较大”，去年收入增加了20％，但是单位没有和他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他缴纳养老、工伤、医疗等保险。“这样的条件，怎么可能在城市长期生活？”

记者采访还发现，有一些岗位相对较好、收入相对较高的农民工，有能力在城市赚钱养家，但因为子女教育、户籍等方面遭遇的种种门槛，很难真正成为“城里人”。

文军认为，一部分农民工可说是“劳动力移民”，以在城市定居为目的。据他的调查，有25％的农民工的收入能够在城市生活，但是“新二元结构”使得他们无法真正扎根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