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视点 新态势·新矛盾·新信号

——来自六大区域关于“新工荒”的调查报告

【编者按】元宵刚过，“用工荒”再度凸显。同往年相比，今年的“用工荒”无论从程度、范围，还是结构，都出现了新特征。“新华视点”专栏从今天开始，连续三天聚焦“新工荒”，探寻表象背后的本质。

伴随着元宵节后返城的滚滚人流，以生于1980年代及其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中坚力量的用工市场，正迎来多重变奏。

新华社“新华视点”专栏精心设计问卷，联手国内最大的务工在线职业介绍服务平台工众网，于春节前后就中南、西南、华东、东北、华北和西北6大区域、18个省市的农民工的就业流向问题进行了专项调查，回收有效样本1217个。调查结果与“新华视点”记者在上海、江苏、安徽、河南、四川等地的一线访谈两相印证：就流向而言，农民工已由“单向度输出”转变为“多向度流动”；就范围而言，招工难正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城市蔓延；就持续性而言，区域性、结构性工荒已经常态化。

比表象更值得关注的是“新工荒”背后的信号：处于下降通道的企业利润无法满足农民工刚性增长的工资需求之间的矛盾、城市“新二元”结构阻碍农民工“融城”梦想实现之间的矛盾，导致眼下新生代农民工“高流动性”突出，“短工化”趋势明显。这与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中西部民工回流产生叠加效应，加剧工荒感。

记者调查发现，问题虽然多种多样，解决之道则不离其宗。“工荒或不工荒”，答案在于：“转型或不转型”。

新态势：“招工难”更广　“用工荒”更长　“短工化”更显

在申苏浙皖高速公路安徽省芜湖段入口处，巨型广告牌上往年总是唱主角的招商广告，今年春节期间悄然变脸：“热烈欢迎务工人员回乡过年，百余工种万余岗位虚位以待！”

走在芜湖的街头，各式各样的招工标语、广告目不暇接，尽打亲情牌。有留守儿童口吻的“思恋版”：“老爸老妈，回家上班吧，我想你们”；有年迈父母视角的“央求版”：“儿子、女儿，到家门口上班，照顾我们二老”；还有“第三只眼睛看务工”的“奉劝版”：“比一比，算一算，还是回乡工作更合算”。当地政府部门在春节前即多方打听、收集回乡过年的民工信息，印制成册，提供给企业，电话、甚至登门招人。尽管用心良苦，2月3日，当地人保部门早早为返乡农民工举行专场招聘会，但4800多个招聘岗位中，依然有过半岗位“空手而归”。

地处中部地区的芜湖的用工情况具有代表性。“春节过后，首要任务不再是招商，而是招工。”芜湖经济开发区的工作人员说。

事实上，“招工难”正从以往的东南沿海向全国蔓延。地处浙江北部的德清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吕海清说，他们去四川广元招工，对方回应：“来我们这里招工？我们正要把外出打工的人找回老家呢！”

在成都，政府部门专门成立重大项目人才招募办，逐级下派招工指标，人才机构多招一个工人甚至能拿到1000元。

与以往不同，此轮“新工荒”的另一个特点是持续时间更长，区域性、结构性工荒已经常态化。

“新华视点”与工众网的联合调查显示，全国有26.1％的被访农民工表示，所在单位经常有用工荒。

“我们不是春节之后才缺少工人，而是一年到头都不够。”从事婴童用品销售的上海雅科工贸有限公司负责人柯志坚告诉记者。迫于“招工难”，他已将部分业务外包给外省市企业，并将上海的工人从200多人减少到80人左右。

来自浙江省德清县的数据显示，该县现有6000多家企业，每年常态化用工缺口约1万人。

而与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相伴生的民工回流现象，加剧并拉长了东部地区的工荒感。近年来，随着产业的区际转移和多个区域经济板块的发力，各地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日益加大，争夺日趋激烈。

“以前，80％的新增劳动力在省外就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每年80％的新增劳动力开始在省内就业。”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工作处处长吕志华说。

最新的调查显示，春节前从省外返回河南的农民工比往年增加了20％，春节后不愿意继续到省外就业的比往年增加了15％，人数约180万人。吕志华分析，沿海和内地企业给农民工待遇差距的缩小，以及河南省招商引资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岗位，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愿意在家门口打工。比如，一个郑州富士康，吸纳的员工数就达到13万人。正因此，调查显示，今年河南七成劳务工就业意愿是“足不出省”。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认为，随着各地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以往农民工的“单向输出”已转变为“多向流动”，过去的农民工输出地成了输入地，输入地反而成了回流地，农民工就业市场进入一个新阶段。

造成“招工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调查显示，被访农民工中，30岁以下占69.7％；38.2％的人在最近单位工作时间少于一年，25.8％为1－2年，仅有17.4％的人超过4年。

清华大学“农民工就业趋势研究”课题组的最新研究结果也显示，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其上一份工作的时间、每份工作的平均时间等均明显短于上一代农民工，其职业“高流动性”、“高脆弱性”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