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一只狗能够靠衔住空中的球这样的技艺赢得人们的宠爱与赞赏，那么我也是那条狗，我的球则是电影”，当著名传记作者钱德勒问费德里科·费利尼为何从事电影事业，他微笑地如是回答。
也许在一些人眼中，费利尼的电影只是充斥着丰满的女人、堕落的狂欢以及肉欲的情色。但是，在这些影像背后，费利尼总能准确触摸到了都市人真实的生存状态。也正因如此，他的作品被西方称作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艺术电影难以逾越的最高峰，一生获得5次奥斯卡奖。当他1993年逝世的时候，意大利举国哀悼，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费利尼1920年出生于意大利北方里米尼海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小时候的他就对马戏团的小丑情有独钟。儿时的向往最终贯穿了费利尼一生的电影，无论是他的成名作《大路》，还是广为人知的《八又二分之一》，马戏团那叮叮当当的音乐总是或强或弱。好莱坞著名剧作家比利·怀特曾经说过：“他（费利尼）是一个一流的小丑，有伟大、独特的想法。”或许，只有小丑，才能在苦闷压抑的世界里载歌载舞、恣意张狂。而在欢笑的脸庞上，那两行晶莹的泪珠，分明记载着小丑的细腻和不为人知的悲怆——
暗红色的口红
我不是独生子，却是个孤独的孩子。我有个年纪相近的弟弟，还有个更小的妹妹。但就算我们有着共同的双亲、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无法真正分享彼此的生活。
9岁时，我就开始制作人偶，演出偶戏。渐渐地，我习惯了一人扮演戏中的所有角色，或许日后向演员示范我对每个角色看法的这种导演方式，就是由此发展出来的。
甚至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对戏剧有概念了。有一次妈妈为了某件事责备我，因为我闯了祸。那次，我决定要让她难过，让她后悔骂了我。
我拿了她一支暗红色的口红在自己身上涂掉了大半支，我以为这样看起来像是流了血。我心想，当她回家时看到我一身“鲜血”倒在地上，一定会为自己过于严厉而感到抱歉。我在楼梯脚找到了一个好位置，希望情况看起来像是我跌下楼梯，受伤在地。但那姿势却不大舒服，而妈妈又迟迟不来。我的脚都麻木了。终于，我听到了开门的声音，可是进来的脚步似乎比妈妈的要沉重一些，而且听不到高跟鞋的声音。
是叔叔过来戳了戳我。他以一种兴味索然的语气对我说：“起来，去洗洗。”我的第一次“戏剧尝试”就这样结束了。
如果后来我没有做导演，我想我会成为一名漫画家。画画这事让我学到了观察能力，我必须充分了解某件事物以后，才有办法去画。
11岁左右，我就已经开始把自己画的漫画寄给佛罗伦萨和罗马的杂志社了。再后来，我就开始寄给他们一些附图的短篇小说和散文。
本以为自己的第一幅作品刊登出来的时候，我会拿着那本杂志冲出去，向所有的朋友炫耀一番。但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我反而把它藏起来了。这不是因为我觉得惭愧，而是太高兴、太骄傲了，我想把它当作自己的一个小秘密。
那时的教育体系极力鼓吹战场英雄的价值。我不是个好学生，从来不了解墨索里尼有什么让人着迷的。我收买医生，并装出自己患有疾病。我精通各类病症，呼吸短促是我的专长之一。我不让自己成为法西斯军人，也就没有变成希特勒纳粹军的盟友。此举完全合乎现今的社会价值取向，甚至具备先见之明。但是在那个时候，有些人却认为我“躲在壁橱里”是懦弱的表现。
罗马梦
1938年，我答应妈妈要到罗马大学的法学院注册，于是离开了家乡，来到梦寐以求的罗马。我的确按承诺去注册，但是却没有去上课。我渴望自由，无法忍受加在我身上的严格命令。那时对我而言，自由就是快乐的代称。
我在一家报社找到了工作，赚的钱连买午餐都不够。为了谋生，我找到了设计商店橱窗的工作。我擅长画一些非写实而且曲线婀娜的丰满女性，这些画会吸引客人走进商店。
后来，我开始为电台编剧，也撰写一些电影片段。
1950年，我拍了自己的处女作《杂技之光》，然后，便是在意大利几乎人人皆知的影片《大路》。但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乃至全世界，《生活的甜蜜》（La dolce vita）才是费利尼的代名词。
事实上，我并没有想到我的电影竟会引起那么多人的震惊。
自从《生活的甜蜜》1961年上映后，dolce vita这个词就被美国一本权威字典列为英文用语，并把这个词定义成：“怠惰、自我放纵的生活。”
在意大利，有人看过影片之后，在电影海报上写道，“让我们为解救公众罪人费德里科·费利尼的灵魂而祈祷。”这真吓得我全身发抖。
我只是想让人们看看，现代城市生活中有多少浮光掠影与糜烂轻狂。
电影的开头，一架直升飞机吊着耶稣雕像，从古老的神庙石柱盘旋到繁华的罗马（这是电影史上最著名的镜头）。我让半空中的圣人俯瞰这个纸醉金迷、失去方向的城市。主人公马赛怀抱着文学的梦想来到城市，迫于生计，只得为小报撰写花边新闻。他每天游荡在罗马的上流街区，阅尽了疯狂的现代城市人生活：让人血脉高涨的性感女星、哭喊着自杀的妻子、争看神绩出现的汹涌人潮、不择手段的狗仔队、超然物外却最终疯掉的知识分子……尽管他对这一切感到空虚、恶心，但是却无力自拔，深陷其中，对世界的幻想一点点地破灭了。
这样的情节显然会令梵蒂冈勃然大怒，影片公映后也的确如此。为了完全地贯彻自己的构想，我和制片人展开了争执。他告诉我，如果我坚持这么做，就得放弃合约里的分红比例。后来的事实证明，那条分红的约定是会让我致富的，但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的利益。
最终，片子赚进了数百万钞票，让很多人瞬间致富，但我不在其中。
那年的夏纳电影节，《生活的甜蜜》获得了金棕榈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