佃农的孩子爱上中国

陆克文的英文原名叫凯文·拉德，但大家都习惯于叫他“陆克文”。这是他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读书时，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在这个名字的背后，是一段神奇的中国情缘。

1957年，陆克文在昆士兰州一个佃农家庭呱呱坠地。但这个孩子没能给贫寒的父母带来多少欢笑。在他之前，这家人已经有了3个嗷嗷待哺的孩子。陆克文11岁那年，父亲遭遇车祸，入院后不幸染上败血病，不久便撒手而去。原本就不宽裕的家庭，一下子失去了顶梁柱。

为了安慰陆克文，母亲送给他一本讲述古代文明的书。这成了他小小心灵的唯一慰藉。那段时间，邻居们经常看到，这个白皮肤、蓝眼睛的孩子，忧郁地坐在自家窗户下，翻看一本厚厚的书。有一天，在翻到“中国历史文化”那一页时，他的眼睛亮了，久久没有挪开。“中国在哪里？她真的这么美吗？”他站起身来，合起书本，走回屋里，向母亲宣告：“我要学中文。”

当时，陆克文还在一所教会学校读书。不久，他转到了纳波尔公立中学。1974年，他以全年级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如愿以偿地考上了位于首都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习中国历史和语言。凭着刻苦努力和卓越的语言天赋，他再次以一级荣誉学士的优异成绩毕业。

1984年，身在瑞典的陆克文接到澳大利亚外交部的通知，让他转驻北京。陆克文欣喜若狂地带上夫人和女儿，举家来到了他梦里的中国。在4年的驻华外交官生活中，他走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沉醉于京剧的西皮、二黄，迷恋过胡同里宁静的黄昏、四合院中惬意的树荫，垂涎过前门爽口的小吃。“我的夫人和我都对北京有着一种特别的爱——爱北京的人民，爱她的文化。”

就连在商界磨砺的那段时间，陆克文也没有远离中国。在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他的职务是中国事务顾问，经常往来于澳中之间。时值上世纪90年代中期，正是澳中两国贸易往来日益升温的时候，陆克文目睹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深知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繁荣，已经离不开中国。

2001年，陆克文出任工党的外交事务发言人。此时，他对中国的感情，已经远远超越童年看书时的好奇和惊喜。他可以谈论孔子的“中庸之道”、老子的“无为而治”，也了解“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

因此，当胡锦涛主席和陆克文举行正式会谈，并邀请他全家到北京看奥运会时，澳大利亚人不再惊讶，而是羡慕不已，“他的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通’。”

与霍华德的“战争”

坎坷的童年经历，培养了陆克文沉稳坚毅的性格、面对困难绝不低头的顽强精神，也造就了他做事专注、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作风。对澳大利亚现任总理霍华德来说，在大选中碰到这样一个竞争对手，是件令人头疼的事。

陆克文十分钦佩大胆改革、引领英国工党崛起的布莱尔，主张澳大利亚工党要走兼顾公平与自由的“第三条道路”。在出任工党领袖后的短短10个月里，陆克文走遍了澳大利亚的各个州，倾听选民的心声，努力为工党塑造新形象。

此次APEC会议，就是陆克文和霍华德短兵相接的第一个战场。午餐会上的“较量”刚刚告一段落，“气候战”又粉墨登场——澳大利亚近年来饱受干旱之苦，为此，陆克文提出澳大利亚应签署《京都议定书》。霍华德眼看大事不妙，立即改弦易辙，在APEC峰会上主持通过了《关于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和清洁发展的宣言》。

精通外交事务的陆克文，还抓住霍华德政府卷入伊拉克战争的“小辫子”，猛烈抨击澳大利亚派兵的轻率举动。“一旦当选总理，我将分阶段完成从伊拉克撤军的计划”。这一立场，已经成为陆克文在澳大利亚政坛上的显著个人标志之一。对于外交问题，陆克文不否定澳美特殊的同盟关系，但也强调和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的关系。

种种迹象表明，许多澳大利亚人的心已经被陆克文“收复”。目前，工党的支持率已由55%上升至59%；陆克文作为反对党领袖的满意度，则从41%上升到68%；他作为下届总理候选人的支持率也升至45%，超过霍华德的38%??澳大利亚媒体现在热炒的话题之一就是：“如果陆克文能在今年年底前举行的澳大利亚联邦选举中获胜，这位新总理将成为西方世界首位能讲汉语的国家领导人。”

然而，工党“新船长”想要“登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工党不擅长经济管理的“陈年痼疾”，一再被选民们拿出来掂量；政敌们则忙于给陆克文“抹黑”——8月19日，有澳大利亚媒体报道说，4年前，陆克文作为工党外交事务发言人，在联合国参加国际会议期间，光顾了纽约的一家脱衣舞酒吧。消息传来，民众哗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