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道桑拿浴

在科考途中，“大洋一号”先后4次横穿赤道。烈日当空，刺得人睁不开眼睛。甲板都被烤成了烫板，足有摄氏四五十度。但水手们每天还得保养甲板上的设备。为了让“大洋一号”在每一个停靠的码头不给中国人丢脸，水手们每个月都要登上小工作艇，在大海里为船体“美容”——清洁，刷油漆，一干就是一整天。爬回甲板后，他们才感觉到浑身疼痛，连饭碗都端不起来。这种“赤道桑拿浴”的日子，前后经历了两百天。

“六船长”心疼自己的弟兄，偶尔会拎出一箱啤酒。这是船上最好的“犒劳”了。海风里有了酒的香味，大家能暂时忘记疲劳，忘记寂寞，也忘了想家的滋味。“六船长”守在一边，看着兄弟们喝，心里掠过一丝安慰。可转念一想，船上经常会出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故，事故就是命令，大家得同心协力去解决。于是，尽管内心有一百个不情愿，陆会胜还是“败兴”叮嘱道：“别喝多了，等下了船，我和你们一醉方休。”

在船上，无人有权放纵自己，因为“大洋一号”承载了太多的期望。

“大洋一号”原名“地质学家彼得·安德罗波夫号”，曾是苏联的一艘海洋地质和地球物理考察船。1994年7月，中国大洋协会从俄罗斯远东海洋地质调查局买了过来。2002年，“大洋一号”在上海进行了历时近一年的“精心改造”，陆会胜全程参与了它的“现代化过程”。从那以后，除了一次短暂的学习，陆会胜和“大洋一号”形影不离，前后7次出海。

这一次环球科考，是被“逼”出来的。1973年，美国人在3000余米深的海底，发现在热泉硫化物的出气口周围，竟有旺盛的海洋生物群。在如此剧毒、高温、没有阳光的恶劣环境下，生物群是如何生存的？这对人类来说，意义重大。

“我们起步已经晚了。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陆会胜每次想到这里，心就会悬起来，这样的压力，对任何人都是一种考验，何况还要持续近300天。

“六船长”和“光头党”

“大洋一号”的生活是寂寞的，因为“今天是昨天的重复，明天是今天的继续”。

在船上的很多地方，都同时挂着3个指示不同时间的钟表：当地时间、北京时间和格林威治时间。陆会胜的房间里还要多一个——即将停靠的补给港口的当地时间。

北京时间是用来和国内联系的；格林威治时间是填写海上日志时的国际标准时间；停靠港口的当地时间，则是为了方便船长与对方联系。但对这群出海的人来说，最在乎的是当地时间，确切地说，是当地时间与北京时间的时差，那意味着他们离“家”的距离。

在前半段航程中，陆会胜说着笑着，“喂喂，大家往后看。看，我们只比北京早2个时差……”到了后半段，就往前看——“我们只比北京晚5个时差”离家越来越近了。

为了排解对家的思念，“大洋一号”有个传统：剃光头，而且是船长陆会胜亲自“操刀”。一上船，陆会胜就先把大家的脑袋剃成各种各样的阴阳头，待在场的人嘲笑个够，再全部剃掉。“没别的意思，只为了让大家开心开心。能笑，这在船上很重要。”现在说起来，陆会胜仍然很开心：“那是我在船上最轻松的时刻了。即便到了科考目的地，只要还没靠岸，我睡觉就不会踏实。”

在这条船上，陆会胜的睡眠是件大事。他睡无定时，但还会经常被吵醒。陆会胜早就习惯了时断时续的睡眠方式——电话铃声一响，他连短暂的清醒时间都不需要，一定是一个鲤鱼打挺，准确地抓住电话：“哪里又出事故了？”

船长再不睡觉，他的神经和身体就要“罢工”了。所以，除非情况紧急，船员们在向他请示、汇报情况时，都会轻轻敲门。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万万不能生病的。

不能“生病”的还有那套动力定位设备。它是定点取样的关键。有一次，为了取到足够的硫化物样品，动力定位系统连续运转了近10多个小时。陆会胜抚摸着它，疼惜地说：“辛苦了，在不作业的间隙里，我会及时安排你休息的，也要为你检查‘身体’。坚持住，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