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票证大国”
学界对于票据的起端,公认的时间是1955年,是以发行第一套全国粮票为标志。之后,食用油票、布票相继面世。全国2000多个市、县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商品票证,进行计划供应。此外,一些较大的厂矿、学校等也印发了各种票证。
“票证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极为少见。除了买‘红宝书’(《毛泽东选集》)不用票,买其他东西几乎都要票。”当时有人这样感叹。
军用粮定额支票(大米)(1958年版)
军用粮定额支票(面粉)(1958年版)
根据上海市商业二局向《中国经济周刊》提供的一份资料统计显示:仅以1962年为例,上海凭票供应的商品从此前的8种增加到62种。包括粮票、糕点票、糖票、油票、肉票、盐票、肥皂票、火柴票等等。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中央到基层发行过粮票的地方约有2441个,品种约有30万,包括农村口粮粮票、工种粮票、补助粮票、知青回城粮票、光荣家属粮票、干部下乡粮票、军用粮票等等。
“大多数商品都是凭票供应的,什么样的商品就用相应的票证去购买,对号入座。为了照顾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科研人员和有特殊贡献的人,也分别发放了一些特供票证。”上海老作家沈寂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对票证的记忆显然是“刻骨铭心”。
“几乎找不到不要凭票就能购买的东西。”申健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并不缺乏票据的身影。银票、当票和各种买卖契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而这与新中国发行的各种票证明显不同。
“建国后最早的票证应当是1950年开始印发的粮秣票,即大米票、马料票、柴票、马草票。”上海真常礼品有限公司经理董鸣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同年2月份,政务院出台《全国各级人民政府1950年度暂行供给标准草案》,各大区分别对享受供给制的机关工作人员、解放军官兵和部分企业职工的粮食定量标准作出规定。”
但是,《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大部分专家一致认为, 1955年粮票的诞生,才是新中国票证的开端。
从1953年10月开始,中共中央决定开始在全国实行对粮食、油料(包括食油)的统购统销政策。1955年8月,国务院颁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由此粮票和购粮证作为第一票进入了新中国的票证历史舞台。随后,油票、布票、麻酱票、肉票等相继发放。
1961年10月起,全国各省、市、县先后实行了按工资比例,随发日用工业品购货券、购货证的规定,把50余种商品列入凭券供应范围,如搪瓷杯、电池等物,票证种类更是五花八门,有的地方还发放了手帕票、鞋票。
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渐恢复,到1965年,除粮、布、棉、油、糖、烟等十几种重要票证外,其余票证已逐渐消失。但十年“文化大革命”,又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导致了商品的紧缺。商品越是紧缺,票证发行量就越大,而其间发行票证的数量更是空前。
上海市收藏协会会长吴少华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票证体现的是计划经济思路,也是国家对市场经济宏观控制的手段、一种社会管理的措施。在这种制度之下,保证了社会总体物资分配的平衡,保证了人民基本的生存需要。”
时代造就“票证”
“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票证可能是维护当时经济体制运行的最好方法,也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的必须手段;同时也是在当时消费品不足的情况下社会需要的一种分配方式。”上海社科院刘社建博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说,“当然,不利之处也显而易见,票证发行限制了公众消费,阻止劳动力自由流动。”
事实上,票证的发行,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将劳动力紧紧束缚在人们出生、生活的所在地,尤其是农村。由于“非城镇户口”的人们不享受绝大多数票证的“优待”,使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成为不可能。
而且,票证发行后,社会上立即出现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大阶层,并有了严格的“世袭制度”。吃“农业粮”的想要嫁(娶)“商品粮”的,几乎没有可能。
但是,也有相关专家持相反意见:“票证束缚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但不能以好与坏作简单判断。就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应该是利大于弊,只有把农村劳动力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才能通过‘剪刀差’来完成工业所需要的积累,这对发展工业是有积极意义的。”
“资源是有限的,社会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什么地方,才能创造出最大的价值?在计划经济下,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完全依赖于计划体制中官员们带有想象成分的‘社会需要’。”这位专家分析认为,“比如,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最缺少的是轻工业产品。但计划体制时代人们却认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重工业,所以大量的资源都投向重工业。结果造成消费品的严重短缺,老百姓需要的日常消费品没有一件不靠票证才能买到。”
他指出,“不宜过分强调票证的作用,归根结底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票证虽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其本身并不能代表计划经济体制。不过,如果放在更长远的历史背景下看,通过低廉的农产品价格提供给工业原料、帮助工业发展以及积累,其意义需要重新评估。”
票证折射“时代变迁”
“新票证”的出现
过去的老票证虽然无用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种类繁多、功能各异的“新票证”。这个有着更广义内涵的新票证时代包括了千姿百态的新鲜事物:信用卡、飞机票、TOFEL证书、身份证、交通卡等。
“狭义的票证一般指政府主管机关发给指定受众群体,用以获取限量物品的有价或无价票券凭证。它具有鲜明的计划经济的配给制的烙印,是计划经济所特有的。”刘社建博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所有制的多元化,就业渠道的多元化,收入来源的多元化,社会阶层的分化,资本市场的逐步发展,出现了许多与人们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但较难找出一个与老票证地位等同、与市场经济紧密相连的事物。”
“中国过去与现在的经济形态根本不同点就在于经济体制的差异,即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同。票证是计划经济下不可或缺的,银行卡等更广义概念上的‘新票证’与人们经济生活密切相关,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很重要,但其重要性不能与‘老票证’等同。”刘社建说。
票证的“历史代沟”
“一张照片,两张银行卡,纸币几张,还有饭卡、美容卡、身份证、交通卡等。”小户通过MSN对记者这样描述自己钱包里的东西,“都是各种各样的卡,准备拿了这个月的工资再去办张健身卡。”随即,打了个大大的“鬼脸”过来。
这个网名取作“小户”的“80后”,不知票证为何物。
而“2分钱上次公园,5分钱看场电影,四两粮票两毛钱吃顿饭,上大学靠推荐,住房不用买,生大病了去单位要个记帐单交给医院”的生活经历,却贯穿了他们父辈过去的日子。
“1993年才取消粮票的使用吗?”1983年出身,现在北京做网络编辑的户小姐很疑惑,“我对票证没有印象,可能我生活的年代已经不用票来买东西了吧。”
“没用过粮票。不过爷爷给我讲过他的艰苦岁月。”在杭州从事房地产策划、26岁的董先生这样跟记者解释,“三年困难时期爷爷步行100公里去‘山里’换粮食,拿出去的是金银首饰,换回来的往往是土豆、红薯。”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只要年龄跨入“80后”阶段,很少有人对票证有清晰的记忆。而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人,或许能说出一、二点关于票证的记忆,而中老年人对那段生活依然“记忆犹新”。
票证收藏“前景看好”
成都市的贺鹏春藏有各种票证4万余种、10万多枚,当初共投入成本3万元,而如今这些票证的价值已经升值百万以上。
据《天府早报》报道,最让贺鹏春得意的是一套上世纪60年代的粮票,一共10多张。当时他只花了2000多元,现在已经升值到10多万元。要不是前段时间一位浙江藏家开价15万元,叫其忍痛割爱,他还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这些“小爱好”,如今身价已经翻了数十倍,乃至上百倍。
如今,票证已经进入收藏界,成为其中一种重要藏品类别。
“票证收藏行业的利润空间是很大的。以一年消耗1000万枚计算,一本珍藏册收入1000枚,可以制作出1万册,以1千元人民币每册计算,销售金额就高达1千万。” 上海真常礼品有限公司经理董鸣对《中国经济周刊》这样分析,“票证的收藏魅力来自于不可再生性;而票证一旦成套,价格立即十几、几十的翻倍。”
“从收藏的角度来看,老票证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的历史见证,体现着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时代特征,其研究与收藏价值不可限量,前景看好。”吴少华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90年代中后期,票证确实红火过一阵子,每天来柜台询问有无某种票据的人络绎不绝。一年下来也能销售个几十万枚、几千册的珍藏本,在手里流通的钱也有个几十万。”申健表示,“但如今爱好票据的人收藏能力都有限,接班人出现了断代,要知道小青年可无法同我们一样对票证感同身受。”
据专家介绍,随着人们收藏水平的日益提高,促使票证的价位得到提升,尤其是文革时期的票证行情看涨。
“语录布票在3年前最高的品种每枚卖10元左右,现已涨至百元。有些粮票价格也有不同程度增长,武汉市1969年语录粮票一套在前几年仅售2000元,而目前的价位已达到5000元。”董鸣说。
“忘记意味着背叛”
前不久,太原市迎泽区郝庄镇朝阳三社区76岁老人董化铭在家里开办了“票证收藏见证30年改革开放”展览。老人说:“别小看了这些票证,在30年前,吃、穿、用,样样离不开它。”
2008年10月28日,3000多种改革开放初期的肉票、油票、布票、糖票和烟票被摆上福州市“改革开放30年”文献资料展柜;此前的9月19日,武汉“全国第十七届票证收藏文化展示交流大会”的大幕徐徐拉开。
所有这些,都向社会展示着这样一个信息:退出历史舞台10多年的老票证,仍然留存在一些人的心中。
作为上个世纪我国计划经济的历史见证,票证浓缩了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而票证收藏和改革开放几乎同步,已有近30年的光景。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加入票证收藏这个行当,首先是因为对它的感情。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这段时光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申健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如今你能看到的文革票证种类很多,而且很有特色。”董鸣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前期票证上印有最高指示、毛泽东语录、红太阳、工农兵、向日葵等,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后期的票证比较朴实,以工农业生产和风景名胜为主。”
主编我国第一部票证辞典《上海计划供应票证鉴赏》的已故“票证大师”孙林祥,深切关注票证的收集整理。他曾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收集整理票证的有关资料,要文票对照、互为佐证,对正确引导、研究我国经济史、票证史、粮食史方志有重要作用。”(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张俊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