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易卜生开始憎恨自己的出身。不满20岁时，有一次喝多了酒，在极度冲动的情况下，宣称他不是他父亲的儿子。而从1853年他满25岁以后，再也没有和父亲联系，也不再和父母见面。他同家庭的唯一联系是他妹妹，可是即使是这位妹妹给他写信，他一般也过3个半月才回。但这个绝情的年轻人非常勤奋，只要有一点时间，他就读书。当他成为作家后，依然喜欢早晨4时起床，在天气热起来之前在树林里或公园里散步。太阳升高时候，他已经坐在书桌上了，尽可能不间断写作直到一天结束。一位和他相熟的妇女注意到，尽管他很爱喝酒，但是在写作期间，他滴酒不沾。

自我价值实现的冲动鼓舞着他。20岁时，他写作了第一个剧本《凯替莱恩》，剧本的开头几行是:“我必须！我必须！有个声音在我灵魂深处发出命令，我必须遵照它的吩咐。”凯替莱恩是罗马历史上著名的阴谋家和叛国者，但是易卜生把他写成了一个悲剧英雄——因为他背叛了他的国家。从某种角度上说，易卜生也是一个叛国者。36岁离开挪威后，他27年没有回过挪威。

对于“凯替莱恩”这种人物类型的偏爱，易卜生在成熟时期的剧作《人民公敌》里表达得更明白:“多数派从来就不正确……构成大多数的都是傻瓜……多数派有势力，可是真理却在像我这样少数人、个别人这边。”在后来的岁月里，易卜生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少数派”。他在自己的剧本中挑战一切约定俗成的规定和权威，挑战大多数人的道德。《布兰德》里他质疑基督教;《社会支柱》里他讽刺令人尊敬的“成功人士”;《群鬼》里他打破了父亲的权威和家庭的价值;《玩偶之家》里他让妇女离家出走。正如凯替莱恩一直受抨击一样，从那时开始，易卜生的剧本只要不销声匿迹，就会受到批评家的责难和观众的嘘声。1891年在伦敦首演《群鬼》的时候，有评论家把它贬为“一条露天的臭水沟，一个讨厌的伤疤，一个糟糕的作家，一部令人反感的卑劣剧本”。事实上，这是很公平的事。易卜生怎样在剧作中批评这个社会，社会就怎样回应他。更何况，这难道不正是他所期望得到的反应么？1881年他写给出版商的信说:“《群鬼》可能引起某些社会集团的惊慌……假如不是这样，我当初就不必要写它了。”

矛盾的培尔·金特

《玩偶之家》是易卜生最著名的剧作之一，很多人将之视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动力之一。1888年，为了感谢他在《玩偶之家》中安排娜拉出走，挪威妇女权利同盟请他参加宴会，然而他的发言却是:“我不是妇女权利同盟的成员，我所写的一切东西都毫无有意搞宣传的想法。”

按照易卜生自己的解释:《玩偶之家》不是为任何人，任何组织说话，而是在追求“人的自由”。他说过:“关于自由，我唯一关心的事就是为它奋斗。为了赢得自由，别的自由都不放在心上。”《玩偶之家》真正想说的，是“除非妇女同样是自由的，否则男人也不能成为‘自由’的人”。是不是可以反过来理解，易卜生之所以号召妇女走出家门追求自由，终极目的或许不过是:妇女自由了，男人也就自由了？

事实上，这或许才是他的本意。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易卜生不爱自己的家庭和妻子。1862年，34岁的易卜生把自己写进了《爱情的喜剧》，主人公法尔克是易卜生的发言人。当时，他刚刚订婚两年，可是他却在剧本写这样的台词:“爱情和光漆一样，时间长了就会褪色的。”“你会以为那是真的么？7年前，我在办公室里偷偷写情诗。”像所有好女人一样，他的妻子出身体面人家，贤惠能干，易卜生不断在公开场合称赞她:“她正是我需要的那种性格的人——慷慨大方而且痛恨卑贱委琐的事情。”可是，他从来没有表达过他对她有爱情。那么，他爱的威尼斯姑娘埃米莉·巴尔达赫呢？易卜生60岁遇到她时，她只有18岁，易卜生称呼她为“九月生命的五月阳光”。1927年，埃米莉对易卜生的传记作家透露，易卜生生前曾打算离婚并与她结婚，他们打算周游世界。但早在1895年，易卜生曾在一封信里向妻子保证绝无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