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炫富是如何瓦解农村社会的？

　　浙江宁波、绍兴是浙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应该说，宁绍农村是全国最富裕的农村了。我到宁波、绍兴农村调研过多次，十分惊讶于农村场面之大之铺张。只要有宅基地，农民一定会建别墅式的住房。

　　今年在宁海桃源街道调研，调研村旧村改造，给每户划三块宅基地，几乎所有农户都自建四层别墅式住房，建筑面积普遍有400平米左右，仅建筑成本即达60万元左右。宁绍地区农民建房并不象华北农村农民只追求高大而不在乎装修，而是必须要有与外在高大相匹配的内部装修，因此，花60万元建筑的住房，至少要花40万元装修，一套住房建下来，花费百万元是很常见的事情。

　　也是因此，凡是到过宁绍地区以及杭嘉湖平原乃至江浙农村的人都一定会看到农民修建的高大精致的别墅式楼房，耸立在土地上的别墅式的楼房向所有人展示了以江浙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民的富庶。

　　有趣的是，宁绍地区的农民似乎认为每一代人都应当建造属于自己的房子，即使父辈所造房子仍然相当好。改革开放以来，宁绍地区乃至长三角地区的农村一直处在建房的亢奋之中，至今不息。对于一家三口最多五口的农户来讲，400平方米的住房实在太大，真正住得上的，按当地农民的说法，最多也只有一半。

　　与高耸的精致装修的农民住房一样可以展示宁绍农民富庶的是酒席档次。在柯桥安昌镇调研，一般酒席，一桌的花费是4000多元，婚丧嫁娶最少要置办20~30桌，多则要置办50桌甚至更多，仅酒席花费就要10万元以上。问有没有人办1000~2000元的酒席？村民反问一千元的酒席有什么可以吃的呢？实际上，按村民的说法，4000元一桌的酒席，真正能吃掉的也不过1/3，大量都是浪费掉了。

　　除了建房子、办酒席以外，场面上很重要的一个消费是买车。买车的主要目的显然不是代步，而至少是不能落后。若是买不起好点的车，就不如不买，因为车价高低都是明摆着的。

　　建房、办酒、买车等等场面上的消费，数额巨大，对于村中办厂经商的富人群体来讲，这个支出当然只是九牛一毛，算不得什么。问题是，就是在富庶的长三角地区，绝大多数农民的主要收入还是来自“上班”。所谓“上班”其实也就是在附近工厂打工。这些打工的收入与外来农民工打工收入相差不多。工厂雇工关心的是利润而不关心是哪里人。

　　当然，本地人在附近工厂打工或“上班”，较外地人有几个优势，一是更可能做技术工或管理者；二是相对轻松的工种；三是年龄比较大的当地人也容易找到适合的工作。与中西部农村老年人只要能动就仍然下地种田一样，宁绍地区农村老年人只要身体健康就一定会想方设法挣钱；四是不用租房，不用付房租。

　　但即使如此，当地农民“上班”所获收入也不会比外来农民工高很多。也是因此，相对于巨额的场面消费，宁绍地区或长三角地区或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一般农民，其收入就十分有限了。

　　为了用有限的收入去应对巨额的场面消费，一般农户的办法就是精打细算，不该支出的地方一律不支出。在浙江农村调研，听过很多次浙江人对外地农民工尤其是贵州农民工的评价，其中之一就是贵州人太喜欢吃喝了，每次发了工资都会成群结伙大吃大喝。

　　柯桥区有一个村支书说，我们这里的人都将钱看得很重，一般不会乱开销。他讲了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情，就是他到四川推销布料，坐火车遇到一对农村夫妇带上初中儿子到杭州旅游，一问经济条件并不好，甚至家里还没有盖楼房。这个村支书就认为这对四川夫妻太破费了，干嘛要花钱让上初中的儿子到杭州旅游？攒下钱来盖房子不好吗？不盖房子也可以置办家业啊！

　　四川的那对农民夫妻说，人生一世还不都是为了子女，让子女见世面比置办家业要重要。村支书对我们说，四川夫妻的一番话让他很吃惊，他认为四川夫妻的话有道理。他反思的结果是，绍兴人太看重钱而陷到钱眼里去了。宁绍地区的农民正是通过勤扒苦做，精打细算，才有了显示出当地富庶的场面上的那些消费。也才会“有资产、无存款”，“日子好过、攒钱难”。

　　富人的“场面”消费会刺激本村村民

　　现在的问题是，宁绍地区的农民为何会为了场面上的那些消费而勤扒苦做、精打细算？一方面要最为理性地增加收入，一方面又毫无理性地摆出排场？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宁绍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所产生的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层。

　　改革开放以来，宁绍地区乃至整个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因为集体企业、个私企业或者“三来一补”的发展，而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集体、个体以及外来资本的乡村工业快速发展。在《土地管理法》出台及严格执行之前，包括宁绍地区在内的沿海地区，农村集体土地被大量用作工业发展用地，整个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相当均匀的工业扩张和经济增长，几乎每个村庄中都办了工厂，都有人经商。

　　其中差异在于，苏南地区村庄发展多为集体办的乡镇企业，浙江省多为个体私营企业，珠三角多为外来“三来一补”企业。到1990年代后期中国出现生产过剩，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经营效率明显不如个私企业，苏南以及浙江一些地区的集体企业改制为个私经济。

　　持续的经济发展不仅吸引了大量外来劳动力，而且形成了产业集群，从而，在村庄熟人社会内部出现了大量办厂经商致富的企业家群体，这些企业家经济收入很高，其收入水平远远超过了村庄中的一般村民，同时，他们又仍然生活在村庄中，且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这些村庄熟人社会中产生并生活于其中的企业家群体或富人群体，因为经济收入高，他们就可以将自己过去的旧房拆掉建豪华别墅，就买得起豪车，就可以办得起豪华婚礼，就提高酒席标准与人情往来的标准。

　　在熟人社会中这些富人的“场面”消费不仅会刺激本村村民，而且直接与村民发生联系。婚丧嫁娶，无论是人情的标准还是酒席的标准，一开始时都大致是一致的。婚丧嫁娶，送人情一次1000元，还人情也就一次1000元了。吃酒席一桌3000元，办酒席也就不能低于一桌3000元了。

　　村庄富人群体在场面消费上是九牛一毛，一般村民却越来越感到吃力。最终，有少数贫弱的村民难以应对这样的场面消费，他们被排斥出这样的场面消费，并因此成为村庄中办不成事说不起话的边缘群体，成为了熟人社会中的边缘人甚至陌生人。大部分村民则会想方设法通过勤扒苦做、精打细算，在场面消费跟上形势。

　　勤扒苦做、精打细算，就必然在不该消费的地方节俭，家庭成员中的老年父母就一定要参与到力所能及的生产中去，闲暇时间就没有那么精致从容，家庭成员甚至容易为了利益发生争执乃至公开的冲突。

　　相反，富人群体，家庭收入高，生活中的精致不是包装出来的，而是从内向外展示的，他们可以让父母退出生产而有更多外出旅游的机会，显得更懂孝道，他们可以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而显得更重视子女教育，他们有更多时间和经济能力进行文化娱乐活动，显得更有品位，他们当然也更慷慨。

　　“富人求异”，他们有追求不同于一般村民状况的更高消费与品味的能力。一般村民则是竭力求同，少数最为贫弱的群体则被排斥出村庄的场面消费的竞争。

　　在富人求异、一般村民求同的这个进程中，村庄熟人社会即形成了一种以消费论高低的地方性规范，富人通过在村庄内的消费将村庄熟人社会变成了自我实现的场所，富人的场面消费主导了村庄内的文化再生产，成为标准，成为规范，成为对弱势群体的排斥机制。

　　在这个富人通过场面消费来主导文化再生产，及排斥最弱势群体为村庄边缘人的过程中，村庄内的一般村民则苦苦追赶，以免被排斥出局。一般村民因此丧失了其消费的主体性和文化再生产的主体性。在村庄这个熟人社会中，三个不同的群体：富人群体、一般村民、贫弱群体，通过面对面的互动，共享了一套由富人群体所发明、所主导、所畅游于其中的场面消费与文化再生产，形成了对一般村民极为不利的并将贫弱村民排斥出局的公共生活上的政治正确。

　　在村庄熟人社会中所产生的由富人群体所主导的对一般村民和村庄贫弱群体不利的场面消费，显示出村庄熟人社会中富人群体的文化消费构成的对其他群体面对面的压力乃至压迫、剥削和排斥。

　　在这个过程中，人数很少的富人群体获得了体面、尊严、美好感受，大多数村民疲于奔命，最弱势群体则被排斥出去，他们具有强烈的无力感、自卑，成为村庄中彻彻底底的说不起话办不成事的失败者，甚至自暴自弃。这些弱者就被富人所主导的文化与价值自我论证为失败者。最为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进行的，是所有人都认同的，是弱势群体也参与到这样一个进程的合法性建构中来的。

　　在这样一个合法建立起来的剥削性的场面消费不断展示的过程中，一般村民苦苦追寻，被排斥出去的失败边缘群体退出村庄公共生活与竞争，回到家庭甚至退到宗教以寻求安慰，这种后退也可以看作一种反抗。问题是，为什么作为多数人的一般村民缺少了主导自己消费的能力？丧失了文化主导权？

　　当富人很少时，富人炫富、高消费就只是特例，没有人跟进。富人无法主导公共生活。富人人数有一定规模，且一般村民也开始有人有能力跟从时，少数富人的场面消费就逐渐有了对所有人的示范压力，这种压力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成为霸权性的，就无条件成为所有人必须遵从的规范。

　　但若是村庄中富人群体与一般村民之间的流动性降低，富人群体相对稳定，一般村民也很难再有上升空间时，村庄内可能出现结构的固化，典型是富人与一般村民之间出现明显区隔，富人与一般村民之间的联系大幅度下降，各有各的朋友圈，各有各的文化，这个时候，一般村民反而具有了文化的主体性。

　　当前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仍然处在快速变动中，村庄社会结构也在重构。在熟人社会内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通过面对面的压力，以人情、消费等构成的互动越来越具有阶层性质。或者说，正是熟人社会的背景为村庄中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动力，在这个动力作用的过程中，村庄不同收入群体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三个不同的阶层：富人阶层、一般村民、贫弱群体。正是富人群体所主导的场面文化造成了沿海发达地区越来越畸形的场面消费，造成了农村中的文化问题。

　　（作者：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