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钱好

　　“形式实验是文学发展必经的阶段，但成熟的作品还是需要穿上现实的‘衣服’，注入时代的温度。”纪念先锋文学三十年国际论坛日前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有学者这样评价当下先锋文学面临的“转型”。

　　30年前，“先锋文学”在文坛的亮相宛如一声平地惊雷，极具独创性和实验性的作品刷新了人们对文学的传统认知。然而，当下的年轻读者却很难对先锋文学产生共鸣。研讨会上，作家苏童把先锋文学比作一次语言、文字的“裸奔”。作家格非则认为，需要给先锋文学穿上更多现实生活的衣服。

　　先锋文学是对文学自身的回归

　　近年来，有不少人认为，先锋文学是中国作家对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套用，是西方的“舶来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提出，先锋文学的诞生“恰恰是基于中国本身文学变革的内在要求，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第一次要回到文学本身的那种强烈变革的欲求。”

　　无论是《青春之歌》《创业史》等“十七年文学”，还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此前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都有很强的政治、社会表达，而先锋派作家则是回归文学自身，关注“我的语感、我的语式、我的情绪”。比如马原发表于1985年的小说《冈底斯的诱惑》，没有完整的情节，也没有人物形象的着意塑造，小说的“内容”变得扑朔迷离，语言、叙事结构等“形式”却成为最具魅力的部分。

　　陈晓明指出，正是这样的创新，让文学从自身出发，找到了新起点。这场文学的叙事革命波及的远不止先锋派作家，更多现实主义作家也深受影响。莫言创作《红高粱家族》，刘震云写《故乡面和花朵》，都是在重新消化现代主义的基础上，展开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书写。中国当代文学多元发展的新局面就此开启，呈现出更为活泼生动的面貌。

　　文学不可能一直处于实验阶段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庆祥说，今天的大学生在阅读时更愿意选择《平凡的世界》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对先锋文学却有隔膜感。因为先锋文学是将自我从具体的历史中剥离出来，这种剥离让读者很难产生共鸣。

　　作家苏童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先锋作家这30年来的转变：“我始终觉得我们当年的那个亮相，我们的那个姿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裸奔’，文字的裸奔、句子的裸奔。”这种“裸奔”可以说是一种血气方刚的先锋姿态，“是破坏欲、颠覆欲，或者仅仅是向他喜欢的一位作家的致敬态度。这种态度必定是年轻的。”当然，也可以解释成抛却一切束缚，回归文学本身的纯粹信念。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一个问题：“先锋文学穿不穿衣服？如要穿，怎么穿、穿多少……”

　　格非、李洱等作家都认为，上世纪80年代有特殊的进行探索的时代背景。但是文学不可能一直处于实验阶段，彻底的形式探索最终只能流于华而不实的“叙事游戏”。因此，许多当初的先锋派作家都在逐渐转型，慢慢地在保持对文体、语言的关注之余，添加对社会、历史等方面的思索，就好像穿上不同的“衣服”。比如苏童成为新历史小说作家的代表；余华转向民间世俗叙事；而格非则是借鉴中国古典文学，回归现实的书写。在当下的年轻读者群中，这些转型后的作品远比先锋小说更受欢迎。许多作家和学者表示，文字、形式上的“裸奔”是文学变革必不可少的阶段，但是只有“穿衣”之后，作品才会有时代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