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方大曾是一个已经持续了十六年的选题，它是一次关乎历史追问的行动，也是由媒体人通过影像表达，进行的一次历史书写。它不同于史学研究者们的纸上考古，更注重我参与、我存在、我看见的表述体验，通过感性发掘传递受众。方大曾这个选题就是通过历史与现实交织推进的方式，由一个偶然的开始，不断地生发成长，从而引起了一个“方大曾现象”的。

　　一 发现方大曾

　　1999年秋天的某一个下午，我在夹杂于报纸间的一页传真上，第一次看到了方大曾这个陌生的名字，从那一刻起，这个被范长江先生念念不忘，屡次提到的年轻人引起了我的好奇。不久，在陈申先生的帮助下，我见到了时年85岁的，方大曾的胞妹方澄敏，至今我仍然无法忘记老人无助的表情和面颊上的两行泪水，木盒中哥哥留下的837张底片，数十年历经劫难，被她整齐的排列着。阳光下，一张张黑白底片向我展开了60多年前，中华民族保家卫国、打响全民抗战第一枪的震撼场面，我不敢相信这些珍贵的照片出自一个25岁的青年人之手，我心里忽然有，被一种力量牵引的感觉，从那时起，我决定要寻找、重现消失的方大曾。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方大曾是中国新闻界一个响亮的名字。他1912年7月13日生于北京，笔名小方，毕业于中法大学经济系，是当时活跃在长城内外的知名记者，与范长江、徐盈等人同负盛名。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方大曾第一时间赶赴卢沟桥前线，拍摄照片，访问官兵，最先报道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尤其是著名的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被中外媒体广泛采用，成为世界详细了解中国抗战发端的第一手信息，他在文章中预言“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

　　北平沦陷后，在范长江的推荐下，上海《大公报》聘请风头正劲的方大曾为战地记者。期间，他陆续发表了《前线忆北平》《保定以南》《保定以北》等战地通讯。1937年8月下旬，方大曾以上海《大公报》战地记者的身份，由平汉线转往西部前线采访，进娘子关，绕道太原，出雁门关，直抵晋北重镇大同。9月上旬，他在大同赶写了两篇战地通讯专供《大公报》发表，一是《血战居庸关》，二是《从娘子关出雁门关》，这些抗战初期的忠实记录，今天读来，仍然使人心潮澎湃。

　　1937年9月18日，方大曾从河北蠡县发出了《平汉线北段的变化》一文，发表在9月30日的《大公报》上。此后，年仅25岁方大曾再无下落，他的家人连续三个月通过《大公报》了解其战地足迹，终无所获。报社曾多处寻找小方，直至解放以后，范长江曾撰文《忆小方》以示怀念。近八十年来，除了活在家人的等待和记忆中，他的名字渐渐被沉入了历史的忘川。

　　二 寻找方大曾

　　由于方大曾失踪的时候只有25岁，尽管他在当时已经闻名于长城内外，但是他彗星一般的耀亮和迅失，使他在《中国摄影史》中，不仅没有独立的篇章，而且也没有完整的生平，关于他的描述加起来不足一百字。

　　当时网络并不普及，我对于方大曾的寻找是从北京图书馆的旧刊库开始的，纸张发霉的味道，提醒着我正在面对历史，他们无声地排列，考验着我的诚心与耐心，四个半月的时间里，我在三十年代的书山报海中查找着方大曾的名字，每查到一次就欣喜一回。当《卢沟桥抗战记》《奋勇杀敌的二十九军》《集宁防空演习》《血战居庸关》《抗战图存》《日军炮火下之宛平》等一篇篇通讯一幅幅照片被陆续找到后，方大曾的战地足迹隐约浮现。

　　我曾经给当年方大曾出现过、采访过的地方发去信函，希望找到线索、信息或者得到帮助，但石沉大海，均无回音。

　　先期采访，我一个人或火车或汽车或步行，从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到蠡县，去史志办、博物馆、报社查询资料，询问情况，曾被当做假记者，也曾被拒之门外。好在一路寻找，一路宣讲，小方的事迹感动了越来越多的好心人，如保定方志办的孙进柱，他们在报纸上发表《加入寻找方大曾的行列》《踏着方大曾的足迹》等文章、带我寻找战争遗迹、查阅地方志、描绘战事图、访问知情人，艰苦的寻访，虽未找到与小方直接关系的内容，却播撒下了寻找方大曾的种子，他们让我坚定了寻找的决心。

　　我曾经请唐师曾描述过身处战地的感受，他说，“那种心情不是恐惧，而是孤独”。方大曾如何面对战争的孤独感？当他一个人与逃难的人群相向而行时，是什么支撑着他的脚步不断迈向危险的地方？种种疑惑吸引着我去打开问号。

　　作家余华在接受采访时说，“方大曾的作品证明了，现实比艺术更加有力”。我在单身宿舍的墙上挂满了小方的照片，无论题材是民生、战争抑或风物，他从来都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小方从未在其中表现过半点虚浮和猎奇，他是时代变迁的记录者、民众命运的同情者、国家兴亡的关注者，他的双脚始终踩在大地上，心跳从未离开过中华民族的脉动，寻找方大曾本身也是对自己职业精神的反省，对自己心灵世界的净化，由此我认识到，作为一个纪录人，如果脱离了民众和家国，脱离了生活和现实，再炫动的画面也是空的，再华美的辞藻也是假的。

　　三 呈现方大曾

　　拍摄中的的困难可想而知，在寻找过程当中资料的匮乏，每每有一点线索，刚感觉要触摸到他，但是一伸出手马上觉得遥不可及，这是我遇到最大的难题。在寻找过程中，我和摄制组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案头工作做得非常充分，随后，我对这些资料和线索进行再度创作，这个创作是带引号的，作为纪录片来讲，总是希望用白描手法来完成这个过程，随着人物的命运和事件走，不干预，不参与。

　　方大曾在通讯《娘子关出雁门关》中，表示了行程紧急，未能登临雁门关的遗憾，摄制组将一路带着的小方的照片悬挂在雁门关的城头，以了却他六十多年前的心愿。除去文字和图片的收集，缺少影像，视觉搭建就困难重重，因此，我和摄制组想了不少办法，如何使死资料活起来，如何使用再现，如何用口述弥补信息的不足，如何使表现镜头有情感，寻找方大曾，从虚到实，从无到有，也是一次学习、实践、探索和提高的过程。

　　线索中断，拍摄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我就读读方大曾写的通讯，找线索，也找动力，《从集宁到陶林》一文中，他描写在冬季凛冽的风中穿越绵延六十里的灰腾梁，随行的一位士兵，因不忍奇寒，劝说小方返回，进过考虑，方大曾安抚士兵后，选择了继续前行。看到这，我想如果自己坚持不下去的话，不就成了“逃兵”了吗！

　　从接触小方的感受上来讲，我觉得他是一个具有非常高尚情操的一个青年，所谓高尚体现在他的思想当中没有党派这样的东西，完全是一种民本的、人本的思想，比如，他在拍摄一些贫苦老百姓的照片里面，你感觉得到，从他的拍摄对象神态的自然、自如来看，小方是跟他们是完全平等的姿态。布列松说，一个人在拍照片时，必须心眼并用。要想尽一切办法对你所拍摄的对象进行了解。只有深刻地了解，才能对生活产生应有的敏感，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才能把主题表现得非常清楚，非常真实。如果方大曾没有经过思考，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被拍摄对象，是不会得到和谐的画面和有自然的状态，我们可以通过被拍摄对象脸上的表情去感受他的心情，通过“读脸”的过程去接近他，反观他，这也是社会学中田野调查这样一种方式。

　　我们在故纸堆里考古，然后一点点拼接，电视作为形象的媒体，不同于平面媒体，平面媒体完全可以靠想象、文字来描述来完成，而流动的纪实影像，必须具备合理的真实。在这个过程中拍摄的被采访对象大概有几十个，所拍摄的资料可能要远远多于所采用的，因为要在片子整个的拍摄过程，既要有小方生命的形象，同时我还希望让观众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种环境在影响着小方，他为什么要去拍这个东西。一个力图重现的纪录片，同时还要有国际的背景，及当时国内的环境，在此情况下，给小方的心理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才导致他的旅途的更改和行为的转变，所以觉得，我们在寻找过程当中，如果说难，就是难在气息的把握。

　　拍摄中，我把文献资料和影像构建相结合，运用视觉手段，让死资料动起来、活起来，让观众看见历史，让历史走近观众，通过视觉重建，还原往事，力图浮现。

　　四 传播方大曾

　　媒体的影响力在于传播，媒体人的责任感在于弘扬。如果说，最初的寻找完全是出于对人物的兴趣和探求未知的欲望，过程中，随着了解的深入，不知不觉变成了对于一种高尚精神的认同和追随，不止是我，还有寻找过程中的许多人。尽管方大曾的辉煌只有短短的两年，但他流星一般的耀亮和迅失，使人们惊叹他才华的同时更留下唏嘘与叹息。

　　方大曾永远定格在25岁，他头戴钢盔的形象，青春帅气，才华横溢，乐观向上，充满正能量。他的作品里找不到一点虚浮，无论是通讯，还是照片，所呈现的内容都是以纪实的方式完成的，他总能将快门按下时的瞬间感觉与构图的胸有成竹合二为一。越是去寻找，就越觉得关于他身上的未知还有很多，他的价值无法估量，这让我难以停下寻找的脚步。

　　十多年来，方大曾成了我放不下的心事，寻找线索和资料的工作一直在持续，《保定以南》《保定以北》《敌人觊觎下的绥远》《北平学生的灾区服务》《吃黑面的人扛白面》等通讯和照片近年被陆续找到。

　　2002年至2007年，我任职中央电视台驻澳门首席记者期间，也把方大曾的有关资料带在身边，并利用空闲时间到澳门何东图书馆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图书馆和有关资料馆继续查找，并对采访中的资料、体会、访谈进行了分类编目整理。

　　当年拍摄纪录片的同伴和友人，见面的时候仍然谈的是小方，看看在什么样的时机，一起再为他和家人做些什么。虽然经受身体和精神的“疲劳考验”，越寻找就越觉得小方的价值不可低估，除去他作为“七七事变”报道第一人的光环，他是中国战地记者的先驱、杰出的摄影家，他的新闻理想、职业素养、专业精神和爱国情怀，都值得今天的人们借鉴和学习。

　　2012年7月，我与央视网一同策划了《方大曾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内容涵盖纪录片观赏、征文、访谈、作品介绍、回忆文章等。

　　2013年8月，应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之邀，我开始撰写《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去年10月该书正式出版。为此，新华社、中新社发布消息称“《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出版，七七事变报道第一人浮出水面”。众多媒体对此进行报道，渐渐形成了一股“方大曾热”。

　　中国新闻史学界泰斗、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方汉奇先生见到这本书格外激动，封笔多年后，他写下了阅读感言，“冯雪松的这部专著《方大曾：消失与重现》，把湮没了八十多年的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摄影记者方大曾推到了历史的前台，让他的名字开始为公众所知晓，这是对中国新闻事业史人物研究和中国战地新闻摄影史研究的一大贡献。方大曾有关卢沟桥亊变和抗战前线的一大批新闻照片，是对伟大的全民抗战的忠实纪录。它体现了抗日军民抵御外侮敌忾同仇的民族精神，鼓舞了士气和斗志，也保存了许多拍自第一现场的珍贵画面，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我们为历史上有过如此杰出的新闻摄影记者感到骄傲。他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方大曾的外甥张在璇在《舅舅回家》一文中写道，“从当年的纪录片《寻找方大曾》到如今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经过这十几年碶而不舍的寻找，让我深深地感觉到，舅舅回家了。我想，舅舅的至亲，我的外婆、姨妈和母亲，若在天有知，定会喜极而泣感到欣慰的。”

　　2015年5月25日，中国记协组织召开冯雪松追踪采写方大曾事迹座谈会，7月7日，方大曾纪念室在他的失踪地保定落成，8月28日，《方大曾遗作展》及《方大曾：消失与重现》繁体字版首发式在澳门举行，9月23日，方大曾校园行公益计划在清华大学启动。

　　历经十六年，寻找方大曾正在继续。

　　在当下，书写历史不再是书斋里的革命，要利用现代的手段，潜心求证，立体表达，使学术成果不是躺在论文集上，而是通过传播影响力，公众化、社会化，与时代同频共振。

　　（本文系作者在“勿忘历史：抗战新闻史”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