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锋

　　1988年，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首届也是唯一一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严歌苓等青年作家成为该班学员。这些年来，创造写作班在各个高校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质疑也随之而来：作家可以被批量培养吗？

　　再次引爆“作家能否被批量培养”话题的是中国人民大学2015年首届创造性写作专业硕士班开学，孙郁、阎连科、刘震云、梁鸿、张悦然等担任常规授课老师。这是一个大学的“作家培养作家”的路子，而这不是孤例，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都开办了创造写作班，人大与其不同的是实现了自主招生，在给公众更多期待之余，问题也来了：作家能不能被培养？能不能批量培养？或者说，作家需要什么样的成长环境？

　　与“大学里培养不出作家，产生不了作家”论相反，刘震云的观点是“我想问，大学之外哪个地方产生作家？农村产生作家？工厂产生作家？这样说的话，哪儿都产生不了作家。作家是从作家本身产生的，不管生长在什么地方、哪个民族。”尽管我们要承认作家产生于社会、成长于社会，但作家需要特殊的个体成长环境特别是精神环境。正如刘震云所指出的那样：一个作者可以不上大学，但是上了大学对你能走多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一些作家确实与大学结缘，如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刘毅然、严歌苓、毕淑敏、洪峰等近40名青年作家出自1988年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文学创作研究生班。这显然是一种成功，但到目前为止，笔者视野所限，没有看到有什么资料证明大学学习到底给了作家成长什么样的支持。这恐怕是公众和社会质疑的要害所在。要知道，更多的作家不是大学培养的，而是实践培养的结果。

　　想当然地认为作家可以被大学培养，不如肯定大学对作家提高写作技巧和能力的推动作用，承认大学对提高作家素养的重要功用。通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进行观察可以发现，许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没有很高的学历。如200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女作家苹辛仅有初中学历，199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其高中未毕业，便被征召入伍。格拉斯更提出了一个观点：“没有完成高中学业的人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他们一辈子在完成高中学业，他们要坚持不懈地努力补救……”推理开来，“作家能否被批量培养”的议题是不是充满了对作家和大学的双重不信任呢？

　　作家曾经是高贵的称呼，但在“人人都可以当作家”的现代社会中，作家身上附着的华丽光环已经有所褪色，有些时候甚至成了调侃和嘲弄的对象。人大文学院写作班自主招生引发关注，不在于能否培养成批的作家，恐怕与民众对作家的期待有关。进一步说，“作家能否被批量培养”是一个无厘头式问题，更是一个伪命题。当我们阅读作家作品的时候，不会关注作家的学历，也不会关注作家出自那所大学吧？

　　钱锺书先生曾说，你吃鸡蛋觉得好，又何必非要看那只下蛋的鸡。在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横行的时代背景下，不少作家的身份地位和价值取向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为了迎合市场需要，不去深入体察生活，不去把握时代的脉搏，而成为一个市场经济时代向读者献媚的乞食者，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精神领袖或人生导师。各种各样的炒作，各种价值混乱、华而不实的作家、作品，除了证明文学的堕落和无力外，更与作家的集体逃避有关，而这恐怕是更为紧要的、值得关注的问题。

　　大学能培养作家也好，不能培养作家也罢，对公众来说，更期待那些有良知、靠优秀作品说话的人，哪怕不是体制内的或是大学培养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