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不断涌现，突破了艺术审美的场所限制

　　西晋太康年间，左思面壁十年写出了《三都赋》，经当时的名流推荐，一时间风靡京城，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洛阳的纸价大涨。400多年后，宋之问还说“洛阳今纸贵，犹写太冲词”，以今言而论，就是连续400年一直在畅销榜上。

　　洛阳纸贵，实质上揭示的是艺术与媒介的关系问题。古希腊把诗人和匠人归为一类，就是因为艺术也是一种落实到具体物质形式之上的“制造”，文学、绘画、雕塑自不必说，就是舞蹈、音乐、戏剧等诸多表演性的艺术，也总是以真实的人的行为做媒介。艺术离不开媒介，又带来了艺术与场所的关系问题——必须前往某种艺术场所，才能欣赏到某种艺术，于是就有鲁迅《社戏》中几个少年撑了几个小时的船，在规定的时间，前往规定的地点，看一出规定的戏。

　　但从古至今，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趋势，那就是人类一直在通过智慧填充媒介与场所造成的人与艺术之间的巨大裂缝，甚至鸿沟。我们不断创造出新的媒介，使我们能够越来越自由地突破这种限制，进行更便捷的审美活动，最终实现与艺术的“无缝对接”。

　　最先取得突破的是书籍。在无书时代，古希腊广受欢迎的是荷马那样的盲诗人以及其他专以诵诗为业的人，先秦时期一个普通人要想学习儒道墨法诸子的学说，也只能前往寥若晨星的学者那里面受机宜。而有了书籍这种新的介质，文学获得大发展，就是迟早的事情了。再加上印刷术的改进，书变得更为廉价，普通人与文学之间的裂缝骤然缩小。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隋唐雕版印刷之后，欧洲在古登堡印刷机发明之后，中西方的文学都获得迅速提升的原因。书籍不仅可以是文学的介质，甚至还可以是绘画的介质，今天的印刷技术已经可以让我们坐在家里的沙发上欣赏到几千年来人类创造的最精美的绘画和雕刻。

　　书籍虽然能解决文字和图画存储的问题，却解决不了声音和行为的存储。于是，唱片、胶片、电磁波这些新的介质先后创造出来，来记录交响乐、歌剧、戏剧等，直到形成现代社会最具优势的艺术形态——电影和电视。再然后就是今天最具颠覆性的媒介，在技术的可能性上足以让书籍、唱片、胶片等退出历史的，以0和1来呈现世界的比特。这种数字化的信息能够再现一切艺术，从蒙娜丽莎嘴角的帆布裂纹到侏罗纪公园里暴龙瞳仁的光泽，其功能之大让我们有些恍惚，不禁想起毕达哥拉斯的名言：世界的本质是数。

　　数字化信息会是取代一切媒介的终极媒介吗

　　有人说，发展到今天，数字化的信息已成为淘汰其他一切媒介的终极媒介，数字时代让艺术场所的存在显得越来越鸡肋，因为我们终将彻底弥合与艺术之间的裂缝。这是否只是“技术控”的主张？毕竟，纸质图书仍然没有消失，在和电子书的竞争中仍然葆有质感、设计感上的优势，美术馆和博物馆也以其艺术展现和艺术传播的重要性而偏安一隅，音乐会、歌剧、话剧、演唱会仍然以现场感吸引着各自的粉丝，一些电影导演仍然坚信大屏幕的视听盛宴是其他终端无法比拟的。这一切都为了说明，传统介质有其不可替代性。

　　但这种“不可替代性”可能也面临着两个挑战。一是，与不可替代性相比，便携性大多数时候显得更重要。手卷和扇面的兴盛就说明了古人对便携性的追求影响了绘画史进程，而《红楼梦》里贾府自己养了一个戏班子，说明古人即便对表演艺术也是希望可以有招之即来的便利性。可以预见，以便携性取胜的智能手机将会所向披靡，越来越多地承担我们阅读和观看的功能。二是，所谓的不可替代性，其实是以目前的技术和产业情况来说的，但要知道，数字化时代对于人类而言才刚刚开始，如果以《黑客帝国》里的数字化程度衡量，我们目前沾沾自喜的数字技术还处在原始人阶段。数字技术如果可以构造一个人所有的意识，那制造在场感的审美感受又有什么困难呢？就目前而言，谷歌眼镜或更先进的可穿戴数字设备，取代手机和其他智能设备将不会太久。只要戴上一个智能头盔或眼镜，就可以进入一个人的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音乐厅、小剧场、电影院、体育场，不仅可以体验到翻开羊皮古卷的质感，可以最近距离观察伦勃朗的笔触，可以享受黄金位置的最好音效，可以通过虚拟视角围绕话剧演员和小生花旦360度观看，可以紧跟着梅西观察他最后射门时精妙的足尖动作……这种虚拟的现场感带来的审美愉悦，甚至会远超过真正的现场感。

　　当然这目前还是技术上的愿景，但就如同人类登火星一样，虽然很难，但完全在现有的科学知识架构之内。与其相比，更滞后的是相关的产业。就以数字博物馆为例，目前有哪个博物馆能做到或者说愿意做到，通过互联网上传其所有藏品，让全世界的人自由欣赏？试想，如果卢浮宫、奥赛博物馆这样做，法国每年会损失多少旅游收入？如果数字地球能把精度提高到毫米级，那很多地方真的不必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去游览了，但那些旅游大国会赞成这样吗？如果制片商可以直接把电影通过在线销售传给戴着智能头盔的人，那电影院将会迅速萎缩到20年前的数量。如果作者或出版人直接把内容销售给大众，而且版式插图一样精美，且不伤眼，那想想无数的出版社、书店是否会一一关门？所以技术可行性是一方面，产业的可行性才更为关键。

　　我们困惑的不是“美是难的”而是“美太容易了”

　　无缝时代，显然是人类几千年追求的一个大势，审美方式也必然受到这一趋势的改变。当技术使我们通过数字信息这种终极介质获得更好的在场感，那艺术场所将失去大部分意义，或者反过来说，正是由于技术条件的落后，我们曾经发明了很多艺术媒介，这些媒介各有特性，无法整合到一起，所以诞生了各自的艺术场所。这些场所是现实的空间，只能保证一部分人“在场”，而另一部分人只好被屏蔽。未来的终极媒介却具有无限的整合能力，将使我们每个人都能享受审美的愉悦。这不能不说是技术带给绝大多数人的一种福利。

　　但并不是说这种新的审美方式完美无缺。首先，终极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大大强化了审美的个体性，曾经我们前往博物馆和美术馆，是主动投身于一种悠久漫长的文化传统，而今在任何时刻、任何地点，像原子一样孤立的审美个体都可以面对艺术品进行欣赏，“个体化”进程将通过终极媒介达到顶点，届时，作为“孤独的审美者”的我们该如何确立自己的文化认同？此外，极其便利的媒介，将不断使审美活动日常化，从而也大大降低了审美感受的强度。在古代社会，节日和庆典严格按照时间发生，在“期待”之中，渴望的焦虑不断累积，这是为什么古代节庆会激发强烈感受的重要原因。在空间上，“前往”艺术场所的过程，也具有同样的心理作用。一旦“期待”和“前往”消失，审美就逐渐同化为日常生活，那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神秘”将去哪里找寻？

　　人性中有追求便利的倾向，无论是技术还是市场，只要人有欲求，它们就会竭力去满足，近百年来，人类已经被它们宠得很“任性”了——“我想要的我现在就要”。但追求便利的限度在哪里呢？《社戏》里的少年可能理解不了我们时代的困惑。那时人们面对的问题是“美是难的”，如今我们面对的则是“美太容易了”。《社戏》中，那些撑船的少年逆流而上，穿过夜晚和藻荇，遥远的社戏是他们的一个筹划、一次旅行、一场仪式、一段没有神祇的朝圣，虽然他们与艺术场所之间有宽宽的缝隙，但弥合的行动，却又如此意味丰富。这将成为无缝时代的一种怀念。

　　作者简介

　　王立刚，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研究方向为美学与思想史。

　　《 人民日报 》（ 2015年08月18日 1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