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冕

　　上周，一段珍贵的彩色抗日影像首次在国内公开。结尾处，一位穿着灰蓝色军装的战士，回眸一笑。镜头定格了3秒，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上牙间有道黑缝儿。

　　正是因为这颗豁牙，这位战士的儿子谢延波一眼就认出他就是父亲钟庆发。

　　这段“延安抗战”视频当年是由美军观察组拍摄的。这个观察组是抗日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派赴延安地区实地考察共产党军民英勇抗战的行动和物资匮乏情况，收集共产党军队已获取的日军情报，并协调营救被日军击落的美军飞行员等工作的一个军事小组。当时，美军已经开始运用彩色胶卷进行军事侦照以及地貌记录。

　　最难得的是，这段影像真实地记录了抗战时期延安百姓的生活场景：有些人头上扎着白毛巾，有些人在田间劳作，有些人牵着骡子走在土路上，偶尔还有人打着赤膊拉锯，为观察组成员搭建住处。

　　大多数百姓和士兵面对镜头时会略显不自然，镜头拍摄时也大多一划而过。惟有结尾处的这位战士，一个镜头3秒定格。显然，他与拍摄者之间是熟识的，他直视镜头微笑，丝毫没有在乎自己缺了一颗牙齿。

　　“哎呀，这就是我爸爸！”上周，住在北京朝阳区的谢延波家里新装了小区宽带，他拿着电视遥控器换台，无意中看到了一个画面，正在播放这段影像。

　　今年已经年过七旬的谢延波拉上窗帘，坐在电视前守候了两个多小时，希望能再看一遍重播。他说：“一点儿也没想到能在这段影像中看到我父亲，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年轻的、彩色的父亲。”

　　如此奇特的描述，需要从头说起。

　　钟庆发，印尼华侨，1929年只身回国读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资料显示，抗战初期，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南京、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38年8月调到延安。由于会讲印尼语、英语和中文，1944年他担任了延安外宾招待所副官主任，负责接待美军观察组成员。当时，他改了名字叫谢生——感谢生下他，有机会参加革命保家卫国的意思。

　　也正是这个时候，谢延波出生了。由于父母工作忙，他一出生就被送进了托儿所。至今，他仍保留着一本画册，有一张照片就是当年的托儿所大门，上面悬着块木牌子，写着“洛杉矶托儿所”。

　　如此洋气的名字，是为了表达一种感谢。在全民族危难的时候，全世界的华人动员起来，尽自己的一份力抗战保家。这座托儿所就是由美国华侨出资建设的。

　　托儿所接收的孩子也是年龄各异，最小的刚出生，最大的已经七八岁。孩子们围同样的围嘴儿，吃一样的饭，谁轻易也见不到自己的父母。谢延波至今留着一张手掌大的老照片，一位慈祥的老兵将他搂在怀里。“这是哑巴叔叔，我隐约记得他，他总是哄着我们玩。”但是谈及父亲，谢延波的记忆几乎一片空白。

　　惟一的回忆也是他长大后听说的，而且与美军调查组有关。当时美军补给里有巧克力，由于钟庆发与他们相熟，有一次一两岁的谢延波也沾光吃到了一块。但是回到托儿所，小朋友们都嘲笑他吃了屎。

　　“整个童年，我对父母几乎没有什么印象。”谢延波如今提及往事，仍然难掩遗憾。他和小伙伴们在托儿所的经历曾经被改编成了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啊！摇篮》。“是保育员们带着我们从炮火中一路从延安走到了北京。”他说，“一头骡子一左一右挎着两个筐，年纪小的，两个人一个筐，年纪大的一人一个筐。赶上飞机轰炸，大人们就带着我们往壕沟里躲，但是孩子小不懂事，总是想探头看看飞机长什么样子。”

　　新中国成立后，谢延波依然没能见到父亲，而是直接被送进了整托幼儿园。在他保留的老照片中，有宋庆龄去幼儿园视察时抱着他拍的合影，有和院长在一起的照片，惟独没有出现过的身影就是他的父母。“当时父亲被派到印尼做参赞。”

　　直到上小学后，校长有一次叫谢延波去办公室，指着一个男人介绍：“这是你父亲。”

　　谢延波对于父亲年轻时的惟一记忆，就是一张印在画册上的黑白照片——年轻的父亲搂着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低头凝视，母亲笑着用手扶着孩子的胳膊，惟一正对镜头的人是谢延波。“看，父亲穿的衣服跟影像里的一样，表情也是龇着牙乐，嘴里也是缺了一颗牙。”

　　70多年过去了，偶尔看电视，一个回眸，让谢延波浑身一颤。他的夫人说：“这就是血缘的奇妙。平常不言不语的老谢当时老泪纵横，这也算是弥补了儿时缺失的记忆。”

　　其实，在抗日战争中，无数抗日志士奔赴前线，甚至英勇捐躯。他们无暇顾及子女的抚养与教育，抛家舍业。他们在家庭的记忆中永远缺失了，但是他们在历史的长河里书写着民族的记忆。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改回了本名：钟庆发。但谢延波拒绝改姓。在他上小学后才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在从延安到北京的路上牺牲了。谢，是他对儿时的记忆，对亲生母亲的思念，更是对抗战的永远致敬。

　　一如钟庆发在影片结尾处那样，回眸一笑，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