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云和月》剧照：陶金（左）、白杨分别饰演男女主角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影坛曾流行这样一副对联，上联：八千里路云和月；下联：一江春水向东流；横批：山穷水尽。这是当时上海右翼文人对1947年拍摄的反映当时社会现状的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与《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嘲讽。然而，这两部电影上映时大受欢迎，引发万人空巷的场面，是电影人对这种嘲讽的最好反驳。

　　《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导演史东山，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后方，和大批杰出的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一起，集合在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史东山在第六处（艺术处）负责中国电影制片厂的筹备。在此期间，他拍摄完成了《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胜利进行曲》《还我故乡》“抗战四部曲”。这几部电影，在抗战期间激励了大批青年走向战场，保卫国家。抗战胜利后，一些进步民主人士和文艺界人士从重庆返回上海，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正在上海，他提出：“要在上海建立一家电影制片机构，作为党的文艺阵地。”于是史东山、阳翰笙、蔡楚生、郑君里等一些电影界进步人士成立了联华影艺社（后改名昆仑影业公司），《八千里路云和月》便是第一批拍摄的影片。

　　由于时局混乱以及当局对电影放映内容的严格控制，《八千里路云和月》拍摄的环境和所需物资、设备十分紧张。据当时剧组人员回忆：“昆仑影业公司设备的破旧当年在电影界是出了名的，拍摄这部影片时，只有一架‘独眼龙’式的摄影机、几十盏灯和一个破旧不堪的录音机。摄影棚也是四面透风，用的电影胶片不仅是过期好几年的，而且还是三本五本地从商人手里买来的，摄制工作常常处于等米下锅的境地……”在这种情形下，电影工作者们还是咬牙坚持，《八千里路云和月》于1946年9月开拍，1947年2月就完成上映，由于它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现实，轰动了海内外。

　　这部电影真实地纪录了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国人的生存状态。1947年3月17日，史东山在《新闻报》谈到执导《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感想：“抗战胜利以来短短几个月的现象，让我感到无比伤痛。”史东山更借女主人公江玲玉之口，对抗战胜利、腐败加速的冷酷社会现实，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谴责：“这个世界，都像你们这样搞下去，还成世界？明敲暗诈，强夺民产，人人都在切齿痛恨你们，个个敢怒不敢言……”

　　作为电影工作者，史东山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记录了抗日期间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电影中，江玲玉冲破家人的阻挠，参加上海抗日救亡演剧队，与队中的音乐家高礼彬相爱，并随着演剧队在各地辗转演出、宣传、战斗等的画面，将抗战的艰辛和残酷与爱情的甜蜜和温馨做了对比，导演这样的情节设置，让影片充满了人性的光辉。田汉说它“替战后中国电影艺术奠下一个基石，挣到了一个水准”，臧克家说：“可以从银幕上的‘二队’里，找到每一个抗战初期救亡青年的影像。”

　　战争是残酷的，史东山用自己的电影保留了历史的记忆，让今天的人们得以铭记历史的教训。正所谓：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