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赵晓耕的题为《立法是教人向善的艺术》的文章：立法也需要高超的艺术。

　　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来看，很多法律所关注的问题也是道德问题。法律以严格的条文确立惩罚标准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同时法律也应体现教人向善的目标，在道德意义上使人们乐于朝着法律预设的标准前进。这说明，立法也需要高超的艺术。例如，“路不拾遗”属于我国传统道德的一项要求，但怎样对待遗失物所有权的归属则是法律范畴的事。拾金不昧作为一种优秀道德品质，已经在整个社会观念中确立。如何使立法既体现这一要求，又易于让民众接受？我国古代立法者在这方面曾作出过探索。我国古代对于拾得遗失物的规定，经历了一个从偏重义务到偏重权利的发展过程。路不拾遗作为道德标准可以提倡，但法律标准应更加切合实际。应当看到，对于拾得人给予合理物质利益，有助于提高其履行道德义务的积极性。如果法律中预设的人的行为模式就是道德高尚，并且对此并不给予奖励，那么，实际上，道德并非完美的大多数人就要面临违法的境地，起到的也许是促使其不遵守法律的反作用。还应看到，公平的物质奖励或许比强制的禁止性规定甚至惩罚更有效。

　　有人认为，法律规定愈具体细密，甚或连道德要求都写入法律，对于私权的维护就会愈完善。但现实中，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均时时感到资源有限。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立法者鲜有能力完全了解与把握，司法者应对众多具体个案时更是人力物力紧张。退一步讲，即使具备足够资源，制定出所谓完美的法律，但面对社会利益冲突细节各异、涉案个体千差万别、时代条件不断变化的现实，法律规范的效力又会被削弱。所以，古人讲“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是有深刻智慧的。私法的逻辑绝不是规定愈多愈好，而是适可而止。　　　□凌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