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１月１３日电（记者屈婷　易凌）２０１５年，中国考古界频频公布重大发现，江西南昌海昏侯墓、辽宁“丹东一号”、安徽“东至人”头骨化石、湖南道县古人类牙齿化石……作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领军人，所长王巍最常面对的就是考古结论和公众期待的矛盾。

　　“当我们给出一个结论时，如果是‘很有可能’，那就等于‘是’。我们习惯于降一个等级去看现有证据，尽管这可能会浇公众的冷水。”他说，“如果学术不严谨，考古就‘死’了。”

　　“六大”是对中国历史和现在的“回应和审视”

　　中国社科院１２日在京公布２０１５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这项已有１４年历史的学术评选，凭借其专业性和影响力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与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都堪称中国考古界的“奥斯卡奖”。

　　谈及今年的新“六大”，王巍说，其评选标准不在于出土遗迹遗物是否好看，是否有大场面，而是看其学术价值及所蕴含的历史和文化信息是否重要，是否运用了考古发掘的新方法和新理念。

　　“海昏侯和致远舰万众瞩目，众望所归；海南岛和蒋庄两处史前文明都有人骨发现，对于研究当地古人类遗传特征、饮食结构、健康情况、迁徙状况至关重要；周原遗址和太极殿遗址的发现则是中国都邑性质考古的新篇章。”他点评道。

　　更为重要的是，这份名单填补了中国失落的“文明版图”。王巍举例说，比如对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成果，为证明海南是中华文明对外辐射的重要据点提供了关键证据。

　　王巍认为，考古的意义在于知过去，见未来。比如，中国近年来大力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中，海上丝绸之路是重要一章。“其实在距今６０００年到３０００年，海南的先民们已经对人类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王巍说，“这无疑将为复兴海上丝绸之路提供文化、语言上同种同源的理论支持。”

　　新“六大”是从推荐参评的４０项考古发现中遴选产生。

　　“中国考古工作者既要专注脚下的泥土，也要有全局思考、全球视野和整体布局。”王巍认为，“六大”体现了考古界对中国历史和现在的“回应和审视”。

　　对盗墓电影热“不予好评”

　　今年中国银幕上刮起了一股“盗墓热”。无论是大电影和网络影视剧，都有不少以盗墓和摸金校尉为题材，比如影视作品《寻龙诀》《九层妖塔》《盗墓笔记》等，均取得不错的票房和收视率。

　　作为专业人士，王巍从来不看这类题材的电影。“对于这个题材我是排斥的。”他说，“盗墓电影热”客观上刺激了盗掘行为的猖獗；另一方面，其中对于奇珍异宝的刻意猎奇，夸大其经济价值，致使民众忽视、忘记墓葬承载的文化价值。

　　有人说，盗墓和发掘没区别，文物在贩子手里也会得到妥善保管。王巍认为这种观点“大错特错”。“很多文物最大的价值是它所在的那个位置，和周围环境的关联。而盗墓分子拿走了它，里面蕴藏的习俗、理念和社会制度信息荡然无存。”他说，“很多盗墓分子为了掩饰犯罪痕迹，将墓葬炸掉或者烧掉，这就像是从故宫拿走了他们认为最值钱的东西后，再一把火烧了故宫，损失难以估量。”

　　“当年《刑法》修订时，把盗墓作为经济犯罪，取消了死刑，当时考古学会是强烈地反对的。”王巍表示，盗墓行为不仅是考古“公敌”，更是民族文化的“罪人”。

　　不可否认，近年来的“盗墓文化热”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公众对于考古的好奇和兴趣。

　　“从这个角度引起的这种兴趣对我们来讲，怎么说呢，不予好评。”王巍说得坚决。

　　“走出去”带来的考古创新

　　科学引导公众对考古的好奇和兴趣，王巍认为专业人士也要主动出击，推动公共考古的发展。为此，考古所专门成立了公共考古中心，举办论坛和邀请公众实地体验考古工作，展示考古创新成果，普及文物考古知识，推广文物保护理念，打破考古的“神秘感”。

　　“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大众化对于弘扬灿烂的中华文明、增强民族自豪感和促进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日益明显，也成为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科研人员也要走出实验室和考古现场与公众交流。”他说。

　　而另一个“走出去”则是近年来中国考古也走出国门，将研究触角伸向海外。考古所的两个队伍远赴洪都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与当地专家合作，参与玛雅文明和古丝绸之路的现场考古。

　　“中国是考古大国、文明古国，但算不上是考古研究的强国，尤其是对其他古老文明，现在我们把研究延伸向其他文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王巍说

　　“同时这也是尊重和研究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中国考古要有国际视野，对自己特点的了解是在比较的基础上，其他古老文明有自己的精华，首先要了解才能学习。”

　　２０１６考古看什么？

　　对于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考古项目，王巍又看好哪几项呢？

　　对此，这位考古国家队的队长表示不能说，因为“难以估计”。“无法预计明天会挖到什么，这就是考古的魅力。”

　　但他指出，未来５年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城市的起源和发展和中外交流这五大课题将是中国考古重点关注的五大方面。

　　比如，人类起源方面主要是距今十万年到五万年前的古人类和生活遗存的考古，这个关键时期关系到现代人到底从那里来。而农业起源方面，关于长江流域的水稻栽培，黄河流域的粟和黍的栽培的考古研究，将为我们了解先民的饮食结构，社会发展转型找到核心答案。

　　“另外，我们也会加强对原来的薄弱领域的研究，比如说手工业的考古、古代人精神世界的考古研究，这也有望填补更多中华文明发展的空白。”王巍说。（实习生孙萌希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