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２７日电（记者杨春雪）在农民摄影师周万萍眼中，长城有上万种“表情”，每一种都独具魅力。

　　下雨时，长城上每一块砖都泛着油光；阴天时，长城与天距离更近，乌云触手可及；沙尘暴来袭时，漫天黄沙、天地一色，长城更显分量；雪天时，白色遮住杂乱，长城的曲线就凸显出来了……他细数道。

　　很少有摄影师如周万萍一样了解金山岭长城。这段修建于明朝的长城位于北京市与河北承德市交界地带的燕山支脉上，是万里长城中非常壮美的一段，而周万萍就成长在这段长城脚下的二道梁子村。

　　年过半百的他总是天不亮就登上长城，随身背着相机，时刻准备捕捉长城微妙的“表情”。谈到摄影的秘诀，他说：“拍好任何东西首先要热爱它。”

　　长城对儿时的周万萍是一种探险。那时长城上遍地杂草，甚至还长了树，四处是坍塌的砖头。除了放牧者，多少年来鲜有人涉足，格外荒凉。周末上山砍柴，他就被好奇心指引着，披荆斩棘，走过一个个烽火台，“完全忘记砍柴这回事，只是好奇走多久才到头”。

　　曾经用于抵御外来入侵者的长城在封建社会灰飞烟灭后曾一度被岁月淡忘。在上世纪７０年代，有些村民甚至打着“破四旧”的名号到长城上拆砖带回家盖房子，直到１９８４年，国家提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金山岭长城也在同一时期开始修补。

　　周万萍也参与了这段长城的修补工程，他至今还自豪地讲：“没有亲身体验，怎会对长城有这么深厚的感情。”

　　他回忆，往长城上背一天砖能赚几毛钱，一块砖重达３０至４０斤，普通人背三五块，健壮者能背七块。他清楚记得自己背着砖走着，汗水就“吧嗒吧嗒”地往地上掉。“小学课本上的长城只知是宏伟壮观，亲自修长城时才感慨：长城很多处悬崖，人上去都困难，３０斤的条石是怎么运上去的？”

　　就在为长城背砖的四年里，周万萍发现游客常有拍照留念的需求，这激发了他对摄影的热情。攒了一年半的零用钱，１９８５年，周万萍去镇里的照相馆花４０元买了一台二手海鸥相机。“那时候４０元是什么概念？”他说，“一根冰棍才一分钱。”

　　周万萍如今回想起来，觉得那时的自己很大胆。“因为相机在那个年代是奢侈品，连城里人都少有。”他当时捧着相机回到村里被全村人围观，感觉好比置办了一台大彩电。

　　时值四月杏花开满山，他每天捧着“宝贝”去拍照。虽说是拍照，其实只是拿着相机到处取景，不舍得按下快门，因为胶卷很贵，只有遇到极美的景色才舍得拍一张。

　　家境贫困的周万萍初中毕业后不得已中断了学业，此后他靠为游客拍纪念照赚取生活费，同时开始潜心研究摄影。起初，他拍摄的很多照片是虚的，于是他每拍一张都把光圈、快门等数据记录在本子上。经过长期对光线反复琢磨，他拍照可以“全凭个人感觉”。

　　有一次，周万萍和几位摄影爱好者凌晨两点半登长城。夜晚山间升起白雾，在四周缓缓流动。他立刻架起三脚架，进行长达１０分钟的延时摄影，捕捉到迷雾缭绕中“熟睡”的长城。而同行者拿着测光表拍了半天也没有拍出预期的效果。

　　在众多作品中，周万萍最引以为豪的是参选１９９８年联合国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摄影比赛的照片，在来自９３个国家４万多幅作品中获得二等奖，不过他更愿意将之归功于长城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周万萍发现，很多到访金山岭长城的外国游客原本不知道长城是什么样子，“有的游客还以为长城只是一道笔直的围墙，来了才被震撼到”。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摄影能让世界上更多人见识长城的宏伟气势。

　　３０年间，从胶卷相机到数码相机，他换了十几台，但长城始终都是他拍摄的主角，他已经为这个“模特”拍了上万张照片，并称今后还会坚持下去。

　　不仅如此，他还为自己设定新目标。“过去总是‘靠天吃饭’——常常在极端天气下才拍出好作品，但如何将普通光线环境下的长城拍好则需要创意和新角度。”他说。他下决心，无论天气怎样，一年至少拍出三至五张令自己满意的照片。

　　最近，他正和朋友合作尝试无人机航拍，他认为，“远近高低各不同”，站在不同角度拍长城，定有惊喜的收获。

　　不过周万萍坦言，他最大的制约在于读书太少。“读书是一种增加人生阅历的方式，有阅历的人拍出的照片更有味道。”他说，多读书也是新目标之一。

　　除了长城的专属摄影师，周万萍认为自己还是一名与时间赛跑的历史记录者，而后者令他深觉肩负重任。他常去人迹罕至的长城段落拍照，“一些没有被保护的老墙，有时候今天拍了，再过三四天，下场雨，就没了。砖吸水，一沉，就塌了”。

　　“风侵雨蚀让古老长城逐渐变了模样，我要做的就是将它现存的历史好好记录下来。”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