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12月19日电（记者刘世昕）“谁拥抱了有技能的农民工，谁就率先享受了我国新的人口红利。”在今天举行的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和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志明都把发言的关键词圈定在了“农民工”和“新人口红利”上。

　　厉以宁从自己的一个案例讲起。十多年前，他接任贵州毕节试验区专家组组长后，曾经给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布置了一个任务，希望教授们轮流去毕节的一所学院讲课。

　　不久前，厉以宁又去了一趟毕节，发现这所学院原来的牌子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贵州工程综合学院”。之前的那所“综合性学院”变成了一所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原来的桌椅也变成了车床等先进的培训设备，校舍更大了。

　　最关键的是，学院定位的转变，使每年的毕业生几乎都能顺利找到工作。

　　厉以宁说，除了这所学院，当地还专门建立了一个职业教育区，新建了一些中专和高职，大量的年轻人在这里获得技能培训后，被贵州省人力资源部门作为技能人才向外输送。

　　在厉以宁看来，这些从西部地区向外输送的年轻技能人才，是我国正在形成的新人口红利。有了这样的人口红利，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有持续发展的基础。“所以我对前景是乐观的。”厉以宁说。

　　厉以宁还表示，近年来他在农村调研发现，农村土地确权以后，农民对务农、办家庭农场的积极性高了，有的希望进职业培训班，进一步学习农业技术、农场管理。全国有上亿农民，经过技能提升，会成为中国新人口红利产生的源泉。

　　杨志明说，我国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已达1.6亿人，相当于欧洲劳动力的总和。当下，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的换挡期，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农民工如何从过去数量上的增加变为素质上的提升。专家预测，如果2020年之前，我国70%的农民工能通过培训转变为普通技工，那么我国将实现从人力资源优势向人力资本优势的转变。

　　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中，农民工对我国经济增速的贡献不可小觑。杨志明介绍说，去年农民家庭收入的50%以上来自打工收入，可以说，是农民工收入改变了农民家庭收入的结构，逐渐成为主要来源。

　　“大家对‘海归’非常熟悉，现在‘城归’同样发展迅速”，杨志明说，农民工在城市里经过打工磨炼，有了技术、资金，就开着汽车回乡创业。目前最大的手机屏制造商是一个原来的打工青年创办的，中国最大的鞋业公司也是一江西农民工到东莞打工学会了做鞋回乡创办的企业。

　　此外，从农民工的行业分布来看，目前制造业70%以上从业者是农民工，建筑业80%以上从业者是农民工，一般服务业50%以上从业者是农民工。可以说，这个群体为城市创造着大量财富。

　　然而，农民工已进入“有限供给”阶段。同时，产业升级的新常态要求农民工提升技能。因而，如今的农民工就业市场呈现出就业难、招工难的“两难”局面。

　　杨志明认为，现在的90后农民工融入城市时，尤其在市民化的过程至少会碰到三个难题：缺少技能、稳定就业难，改善住宿条件难，维护权益难。

　　杨志明说，农民工要成长为现代产业工人，最大的难题是缺少技能，所以，提升农民工的技能，是当务之急，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目前，大多数农民工住在地下室或简易的集体宿舍。2013年的一次检查发现，北京的地下室住着100多万人。杨志明认为，要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满足新市民需求，就得推进住房制度改革。

　　此外，杨志明认为，大多数农民工仍面临着小微企业劳动合同签定率低、工资总体偏低、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偏低、劳动争议发生率高、工伤死亡事故发生率高等“三低两高“的困境，必须加大力度解决。

　　杨志明说，预计2020年，我国农民工将达到3亿人，当前需要加快步伐的是，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为技工，有条件地成为技师，甚至高级技师；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向新市民转变，使其子女融入学校，使其家庭融入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