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2月18日电（记者王珏玢、付光宇）天津本地媒体近日曝出，“名门广场”和“水岸银座”两个问题楼盘将会被拆除，涉及业主超过万户；仅仅一个月前，西安市一座1999年封顶的118米高楼被爆破拆除，成为“中国第一拆”；几乎同时，郑州一座2010年建成的天桥，因与当地地铁工程存在矛盾，被整体拆卸。短短两个月内，就有3起成本巨大的地标性建筑“倒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一座座“年轻”地标的倒下，不仅让人扼腕，更带来惊人浪费。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过早拆除房屋导致的浪费就超4000亿元。“拆了建、建了拆”的闹剧为何一再上演？
“短命建筑”每年浪费数千亿元
“短命建筑”在各地并不鲜见。云南河口斥资2．7亿元建设的“中国－东盟河口国际旅游文化景观长廊”，在建成3年后，花费3亿元拆除；建设投入约8亿元、曾是亚洲最大室内足球场的沈阳绿岛足球场，在使用不到10年后因“使用率不高”被爆破拆除……
按照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规定，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年至100年。然而，不少建筑寿命与之相差不少。
采访中一些受访者表示，这些建筑物明明可以使用却要拆掉，确实让人心痛，与国家倡导的节约型社会精神也相违背。一位网民说：“建设花钱、拆迁花钱、重建更是花钱。”
据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估测，“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年拆除的建筑面积约为4．6亿平方米，按每平方米成本1000元计算，每年因过早拆除房屋导致的浪费就达4600亿元。而该研究院对2001年至2010年公开报道的54处过早拆除建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不合理拆除的竟高达90％。不合理拆除中，因商业利益、形象政绩等原因严重不合理拆除的占55％。
九成短命建筑系“不合理拆除”
建筑“短命”并非全出于质量问题。记者调查发现，绝大多数“早夭”建筑的背后，都有规划选址不当，地方急于出形象、出效益等因素。
——“规划跟着领导变，一任干部调一回。”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现在很多建筑“来去匆匆”，行政权力的过度干预是重要因素。规划建设上的随意性带来日后的处理难题，而即使制定了合理规划，如果前后想法的不统一，建筑质量再过硬也难逃“夭折”的厄运。“你再怎么科学规划，也顶不上领导一句话。”
——“GDP不够，形象工程凑”。拆建折腾背后，追求面子工程、依赖城建创造政绩的心态难辞其咎。一些地方干部好大喜功，直接插手工程，担当起城市“总规划师”。正所谓“拆一次创造GDP，再盖一次又创造GDP”。
位于武汉的首义体育培训中心综合训练馆，投用仅10年就被拆除，理由是该馆位于将动工的辛亥革命博物馆和纪念碑之间，不得不为耗资200亿元打造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计划”而“献身”。
——化土成金，卖地生财。随着土地价格的快速上涨，拆迁置换带来的土地收入，成为推倒“短命建筑”的重要推手。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杨崴表示，不少建筑的“早夭”背后，都与土地财政密不可分。一方面由于很多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区往往“无地可用”，只能在存量更新上做文章；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只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对于长期规划“不感冒”。
2007年，设计寿命50年的浙江大学湖滨校区主教学楼仅使用13年就被拆除，其置换出的土地以24．6亿元天价出让用于商业开发；有的城市为了尽快通过拆迁置换土地并开发，甚至将一些2000年左右建成的商品房小区列为“棚户区”以方便拆迁。
城建亟须理性规划决策透明
接二连三的“短命建筑”究竟该怎么管？受访的业内人士认为，遏制权力和利益冲动，关键要扎好制度的篱笆，让城市规划建设回归专业和理性，保障决策程序公开透明，不能让“拍脑袋”决策的人有恃无恐。
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长安撰文说，建筑工程领域一直是我国腐败问题高发的重灾区之一。避免大量“短命建筑”出现，城市建设更应该注重有效性和长期性。有专家建议，应为城市制定15年以上的发展方案，强化城市总规法定地位，严格落实执行。同时，抓紧编制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制衡地方行政官员更改规划的权力，杜绝“一届政府一套规划”现象。
“城市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在确定施工之前需要十分审慎，该不该建、该怎么建、该在哪建，应该保障充分的专家论证和民意征集时间，以决策科学透明来提高项目的合理性。相反，建筑该不该拆、该怎么拆、拆后怎么办，也应该有一套完整、清晰的处理流程。只有在城市管理的每一步都充分吸纳民意，保证程序透明，使权力和利益之手无处可伸，大拆大建的政绩冲动才会得到有效遏制。”杨崴说。
此外，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主任潘强指出，如果相关责任人不会因“楼倒”而“倒”，那么制度、规划在行政权力面前往往就成了“一纸空文”。为尽可能避免行政干预过多，人治大于法治的乱象，潘强建议，应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健全建筑拆除法定程序及审批、监督机制，实施城市重大建筑工程项目建设和拆除的责任追究制度，对造成的损失和浪费一追到底，才能让权力不再“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