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南昌11月15日电(记者胡锦武)涉贪省管干部中超过九成有违规插手工程问题,单笔受贿金额高达3000万元……江西省纪委查处十八大以来省管干部涉嫌贪污贿赂的32人中,30人有违规插手工程谋取私利问题。

单笔受贿高达3000万元

　　江西省纪委查处十八大以来省管干部涉嫌贪污贿赂的人中,93.8%有违规插手工程谋取私利问题。江西今年第一轮对44个县(市、区)的专项巡视情况显示,其中34个县(市、区)存在领导干部及其亲属插手干预工程项目问题,占77.3%。

　　被称为“贺半城”的江西萍乡市政协原主席贺维林是其中的典型。据了解,贺维林涉嫌滥用职权、受贿、贪污一案目前已侦查终结,即将由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随着案情的披露,贺氏家族借助工程非法牟利的行为逐渐浮出水面。

　　据办案人员介绍,贺维林长期担任萍乡市领导,贺氏家族在萍乡成立或持有股份的企业共19家,其中仅房地产公司就有5家,开发楼盘面积近40万平方米。贺氏家族企业借助贺维林的权力经商,积累了巨额财富,仅贺维林利用职权打招呼,其家族企业少缴税款、土地出让金及罚款等就达1亿多元,呈现出“前门当官,后门开店,官商一体,利益共享”的鲜明特征。

　　基层办案人员介绍,为了获得工程项目,一些企业不惜大肆向工程有关人员行贿,甚至将工程总造价的5%至10%作为“好处费”列入支出预算。一般工程造价少则几十万,多则数十亿以上,腐败成本惊人。江西某地级市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原书记通过违规插手干预工程项目,涉嫌单笔受贿就高达3000万元。

　　“工程项目成本伸缩性强,利润高,不法商人为拿到项目往往不惜成本‘围猎’官员,一些官员也禁不住利益诱惑。”办案人员告诉记者,一个工程项目从审批、规划、招投标到施工、质量监理、验收评估等,环节至少10多个,涉及部门众多,腐败问题无孔不入。

手法越来越隐蔽,订立攻守同盟

　　早在2013年9月,中央巡视组在对江西省巡视后指出:“一些领导干部和亲属子女插手工程项目反映较多。”此后不到两个月内,江西共筛查发现领导干部及其亲属子女插手工程项目46个,涉及金额6亿多元,并立案41件,其中江西省交通厅两名副厅长许润龙、邓经国随即落马。

　　办案人员介绍,为降低风险,官员插手工程的手法越来越隐蔽。一些官员插手工程时,往往藏身幕后,固定安排1至2名至亲好友出面,充当自己收受钱财的“白手套”和牟取利益的“代言人”,以此隐匿违纪违法痕迹。

　　例如,江西萍乡市政府原常务副市长孙家群插手工程项目,无论是施工管理还是利润结算,都由他的外甥何某出面,收受的巨额赃款也都放在何某名下。此外,他还以自己哥哥孙某某的名义,投资入股开办铁矿,牟取非法利益,并从某房地产商那里低于市场价50%购买了两个商铺。

　　为将曝光风险降到最低,一些官员精心挑选“合伙人”,制造范围极小的“共腐圈”,甚至订立攻守同盟。例如,孙家群等人案发后,原萍乡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学民和原萍乡市政协主席晏德文预感不妙,多次订立攻守同盟,企图“瞒天过海”。张学民甚至借《龚全珍日记》里讲的一位革命烈士被捕后坚贞不屈的英勇事迹“鼓励”晏德文与自己达成攻守同盟。

　　同时,和商人建立政商联盟,大搞权钱交易。圈子里有固定的几个老板,人员结构和利益链条相对稳定,具有很强的隐秘性。这些官员还严控受贿对象,进行“选择性腐败”。如晏德文坚持“小钱不收、平头老百姓的钱不收、不信任人的钱不收”的“三个不收”原则,将受贿对象控制在小范围内。

应重点盯住政府投资工程项目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监督约束机制仍不完善,一些不法商人不惜成本拉官员下水,其目的就是利用官员手中的权力制造暴利空间。如孙家群在担任萍乡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以其外甥何某的名义,与私人老板彭某合伙,参与萍实大道等7个项目的建设。双方约定,工程结束后,彭某按照事先承诺20%的干股给予“分红”。为实现既得利益,孙家群违反原则,利用职务影响力,将萍实大道项目概算从6000万元追加到1亿元。

　　江西省犯罪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颜三忠认为,与工程领域巨大的获利相比,案发风险仍然较低是腐败难除的主要原因。他认为,必须将外部监督渗透到权力运行的每个环节中,实现决策权与执行权分开,避免权力过度集中、封闭运行导致的“脱轨”现象。

　　“织密规则和程序网,让想钻空子、搞腐败的人‘有想法没办法’。”一些办案人员认为,要重点盯住政府投资的工程建设项目,实现全过程、动态化、无缝化监督管理,实现源头防范,减少权力寻租空间,让腐败分子无从下手、无处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