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宁留存的资料中，最了解抗战时期徐悲鸿短暂客居贵阳这段历史的人，当属已故的贵州省博物馆名誉馆长陈恒安。

　　杜宁收藏的1995年第一期《文史天地》中，关于徐悲鸿的回忆文章有好几篇。其中就有陈恒安的《徐悲鸿先生在贵阳》。

　　陈恒安为贵州著名书法大家，1936年被聘为省府秘书，参与《贵州通志》、《黔南丛书》的编纂。1943年，贵州艺术馆成立，陈恒安任馆长，在当时的贵州文艺界地位斐然。他与徐悲鸿相识于贵阳，是在艺术上多有切磋的好友。

　　陈恒安的文中提到，徐悲鸿曾于1937年冬、1942年秋冬和1944年冬春，在贵阳小住。其在贵阳举办的两次展览，一次是在原中山公园门前的省民众教育馆，规模较小。陈恒安回忆：“只有张鹤龄笔店曾以贵州特产‘双管玉屏名萧’相赠，先生画《柳枝独鹊》立幅为报，题款有是年十月‘薄游贵阳’之语。”

　　第二次画展规模较大，包括素描、油画、国画等画种，有人物、山水、花鸟及骏马等内容，地点是在大十字南头的大兴寺佛殿内。

　　“这时，贵阳遭受过日机的‘二四’大轰炸，时阅三年，市面建筑尚未恢复。在这苍夷满目，同仇敌忾的情境中，先生暂憩山城，旅居在今中华中路（新华书店门市部附近）一家商营餐馆的临街平房里面。人行道就在窗外，车尘飞扬，市声嚣杂，先生却能静处人海波涛之中，不为所动，昼夜研读，作画如恒。”这段文字大抵写出了徐悲鸿作画的心境之高，陈恒安虽也是大家，不免深感佩服。

　　陈恒安还提及徐悲鸿勤于作画，大多是为了募集学校的助学金，对战时灾区进行救济。他说，徐悲鸿在寓所里，每晨八时，来到作为临时画室的客厅，展开纸幅，立案前作画，常把大半天时间占去，在创作上自我要求严格，从不给予草率搪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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