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评书形成于清代初年，无文字记载。据艺人口碑材料：是受明末清初“大说书家”柳敬亭的影响发展而来。据传创始人为王鸿兴（一说为康熙时人，一说为乾隆时人）。其传人有“三臣五亮十八奎”之说。“三臣”为王鸿兴第二代传人何良臣、邓光臣、安亮臣，形成北京评书最早的三个分支。“五亮”均为三弦书艺人，因其表演形式与后来的评书评话有异，可不计。“十八奎”指王鸿兴第五代传人。在此前，除第二代的“三臣”外，尚有第三代的柯光玉、屠光辉等，第四代的赵廷贞、柯廷然等，但因建树不大而常被后人忽视。到了第五代“十八奎”，则声响不凡，并形成了各自的谱系。例如其中的尚奎明便传第六代为“凤”字辈，如李凤山、张凤翔等；“凤”字辈再传第七代“连”字辈，如赵连璧、韩连玺等；“连”字辈又传第八代“诚”字辈，如潘诚立、张诚斌等，此时已进入民国时期。此外，第六代除“凤”字辈外，尚有旁支不同传人，如戴德顺、程德印、张君义、柯君文等，也同属第六代。这其中的戴德顺于光绪初年由天津至沈阳，使评书艺术在东北地区得以流传。张君义弟子双文兴，又名双厚坪，在清末由于技艺超群，被时人誉为“评书大王”。而此支第七代传人尚有“致”字辈，如王致廉、德致厚、英致长等；第八代传人为“傑”字辈，如王傑魁、金傑丽、袁傑武、刘傑谦等（汉字简化后“傑”字均改写为“杰”字）；“傑”字辈传人为第九代“阔”字辈，如连阔如、赵阔波、傅阔增、袁阔成等。

　　其他分支不同辈分的传人还有：大约是第五代的何茂顺传徒高胜泉，高胜泉再传第七代清末民初说演《明英烈》的一代名家田岚云，“岚”字辈又传“正”字辈,如霍正荣、品正三等。再如“长”字辈徐长盛、李长彩等，其传人有福坪安、蒋坪芳等；此外，另有“云”“伯”“殿”“福”等字辈也属第八代，如杨云清、阎伯涛、士殿成、群福庆等。而“福”字辈传人为“荣”字辈，如陈荣启、刘荣安等；第八代“诚”字辈又有传人“豫”字辈，如李豫鸣、高豫祝等，这已属第九代了。至新中国成立前后，虽然各支都有传人，但此时第九代已经成为书坛主力，并出现第十代传人，如李鑫荃等。

　　北京评书除王鸿兴谱系传人外，还有其他支派，如专说《西游记》的潘青山传人安太和，由于他学的孙悟空惟妙惟肖，故有“猴儿安”之称。安太和传人有“永、有、道、义”四辈，如恒永通、庆有轩（即老“云里飞”，相声演员白全福之祖父）、奎道顺、什义如等。另有姜振名所创一支专说《永庆升平》，其传人有哈辅源、吴辅庭等。还有专说《聊斋》的德月川、张智兰、曹卓如等，他们多属清末文人，也不属于王鸿兴传人。这其中颇值一提的是张智兰弟子陈士和，他是民国时期的一代评书名家，以演说评书《聊斋》为时人瞩目。此外，北京评书的著名演员还有袁傑英、袁傑亭、袁傑武，合称“袁氏三傑”；说《包公案》的王傑魁在上世纪30年代于电台说书时，能使行人止步，商店停业，号称“净街王”。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北京评书演员改说新书，如《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红岩》等。

　　北京评书产生于所谓“天子脚下”，既受到市井观众的欢迎，同时也为“宫中人员”所欣赏，如过去北京市内著名的八大书馆，听众就以文人和太监为主。也正因此，便形成了其温文典雅的艺术特点。最初以说“袍带书”为主，后来才出现短打书目，继而又出现了《聊斋》那样的文人书目。

　　早年北京书馆的习俗规定，演员两个月一换表演场地，行话叫“一转儿”。每天演两场，日场下午３点至6点，叫“白天”也叫“正地”；晚场晚上7点至10点，也叫“灯晚”；后来又增加早场，为下午１点至３点，叫“早儿”，一般说“早儿”的演员水平差些，观众也不会很多。书馆的收入主要依靠日场和晚场。每年年底书馆掌柜分别写好请帖（都是白信封上贴红签儿，也称“红白帖”），到来年想约的日夜两场演员家中去请，称为“请转儿”。在约好来年演员上他书馆的哪一“转儿”后，再把这一年日夜两场的12位演员约到一起吃一顿饭，当面讲好谁说什么书目，如相互之间有冲突，也于此共同协调解决，此饭行话叫“请吃知”。早场演员一般可以随时安排，不算在“请转儿”或“请吃知”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