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小说《社戏》，大家都很熟悉，尤其是后面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赵庄看戏”部分。小说开头，先写了“我”在北京两次观看京剧的情景：

　　“第一回是民国元年我初到北京的时候，当时一个朋友对我说，北京戏最好，你不去见见世面么？我想，看戏是有味的，而况在北京呢。于是都兴致勃勃的跑到什么园，戏文已经开场了，在外面也早听到冬冬地响。”

　　查1912年6月的《鲁迅日记》，有如下两条记载：

　　十日，“午后与齐君宗颐赴天津，寓其族人家，夕赴广和楼考察新剧，则以天阴停演，遂至丹桂园观旧剧。”

　　十一日，“午后赴天乐园观旧剧。夜仍至广和楼观新剧……”

　　鲁迅于1912年5月5日抵达北京，这次观戏恰与小说所述“民国元年我初到北京的时候”相吻合，而看戏的地点，按日记所载系出差在天津，而丹桂园、天乐园与小说中说的“什么园”相类。作为小说，如此处理生活素材，颇有“写实感”。

　　描述更细致的，是“我”第二次观戏的经历：

　　“第二回忘记了那一年，总之是募集湖北水灾捐而谭叫天还没有死。捐法是两元钱买一张戏票，可以到第一舞台去看戏，扮演的多是名角，其一就是小叫天。”“我”买了一张票，本来是不想去的，但有人说谭叫天不可不看而且他出台是迟的，所以延宕到九点钟才去。“谁料照例，人都满了，连立足也难，我只得挤在远处的人丛中看一个老旦在台上唱。那老旦嘴边插着两个点火的纸捻子，旁边有一个鬼卒，我费尽思量，才疑心他或者是目连的母亲，因为后来又出来了一个和尚。然而我又不知道那名角是谁，就去问挤小在我的左边的一位胖绅士。他很看不起似的斜瞥了我一眼，说道，‘龚云甫！’我深愧浅陋而且粗疏，脸上一热，同时脑里也制出了决不再问的定章，于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终于等得不耐烦，中途退场了。

　　这次看戏是哪一年，读小说时不会深究。但一次读京剧专家翁偶虹先生（1908—1994年）的《记忆所及的几场义务戏》（见《京剧谈往录续编》），不禁联想到《社戏》，引起了我考据的兴趣。翁偶虹文中说：

　　“据我记忆所及，最早的是1916年（民国五年）第一舞台的一次大义务戏。那时，‘四海一人轰如雷’的伶界大王谭鑫培尚未谢世，众望所归，大轴是他主演的《洪羊洞》。前面是‘国剧宗师’杨小楼的《战宛城》，由‘兰蕙齐芳’的王蕙芳演邹氏（当时王蕙芳与梅兰芳分庭抗礼）。再前是刘鸿声、谢宝云合演的《雪杯圆》。再前是陈德霖、王瑶卿、路三宝、姚佩秋、贾洪林合演的《六本雁门关》。再前是龚云甫的《沙桥饯别》……”

　　文章罗列了这场义务戏前后十一出戏码（笔者所引仅为与《社戏》相关的一部分）。我们再来对照阅读《社戏》中“我”第二次看戏的相关描述，与翁的回忆竟如此相像：

　　一、演出地点相同，都在北平第一舞台；

　　二、演出阵容相同，都有谭鑫培（即谭叫天）和龚云甫参与其中，特别是谭鑫培，在民国之后，已步入垂老之年，平日已很少登台，这次演出实为难得；

　　三、演出性质相同，都是名角合作的大义务戏，而非普通班社的日常营业演出。

　　据此似可推断，鲁迅曾观看这次演出，虽然中途退场，后来却成了小说《社戏》的素材。不过按《社戏》所述，龚云甫所演剧目疑为《目连救母》，而据翁文所记载，则为《沙桥饯别》。产生此差异，或因鲁、翁二人记忆的误差，或对《社戏》只能以小说文体视之；倘另有其他原因，只能嗣后求证于方家了。

　　最后附带说明，那时的京剧演出，戏码数量多，时间也普遍比较长。按《荀慧生日记》记载，当时普通班社的日常营业演出结束的时间，往往也在午夜十二点左右；而大义务戏因为名家荟萃，平日里难得一见，演到次日凌晨三四点散戏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社戏》中“我”晚九时左右进戏院，龚云甫正在台上演出，按翁先生开列的戏码，此时离谭鑫培的大轴戏上演，还有三出大戏的时间。因此“我”于凌晨十二点左右悻悻离开戏院，“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