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很多学者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存在学术评价乱象，但对于这一乱象的根源则莫衷一是。究竟学术评价的问题出在哪里？只有深入思考和探究这个问题，才能搞好学术评价。

　　在我国传统学术研究中，并没有学术评价一说，那时流行的是“口碑”，“一部论著的价值，一个学者的地位，大抵取决于同行的口碑”。口碑式学术评价是一种自由但不科学的评价制度，因为同行给出的评判几乎完全是从个人主观感受出发的，而且这种评价也不用承担任何道德风险与社会责任。正因如此，就评价效果而言，口碑式学术评价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口碑很重要，因为经验与直觉告诉我们，学术成果是否有价值需要同行来评判；但另一方面，口碑式学术评价被深深地烙上了传统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印记。我国传统社会关系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贵贱，制度建立与运行的原则是某种“等差之爱”。这样，所谓的口碑就难免受到人缘、血缘、地缘、业缘、学缘甚至利益的影响。因此，口碑式学术评价被现代学术评价制度取而代之，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现代学术评价制度与口碑式评价形成对照的是，前者是由一系列具体的行为规范组成的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对评价者、评价对象、评价标准、评价程序甚至罚则都有相应的明文规定。但这一以科学性为特征的现代学术评价制度，在带来学术繁荣的同时逐渐出现了异化现象。尤其是各种与学术无关的力量介入学术评价，带来的必然是学术生产的无序和质量的低下。

　　行政化或者行政主导与引发学术评价乱象脱不了干系。我国现代学术评价制度并非在学术研究中自发形成的，而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急需为人才选拔与资源分配提供依据的情况下从西方引进的。因此，服从资源分配的需要、服务于科研管理部门的绩效，就成了学术评价的重要任务。学术评价的行政化或者行政主导，具体表现为科研管理部门的行政人员直接参与或主导学术评价活动，也包括相关管理部门通过制定评价标准间接控制学术评价活动。此外，学术评价方法的行政命令式、学术评价过程的暗箱操作以及有关制度建设滞后、学术评价标准“一言堂”等问题也是确实存在的“梗阻”。

　　数量迷信是引发学术评价乱象的又一个主因。学术评价备受诟病的这些年，正是我国经济迅猛发展时期。一方面，经济发展需要大量人才以及相应的科研成果；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增加科研投入成为经济发展回馈社会的一条重要途径。而无论选拔人才、甄选科研成果，还是选择与评估投资项目，都需要大规模的学术评价活动在短时期内与之相配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由一系列评价标准与程序性规范所构成的现代学术评价制度开始盛行。而无论人才选拔还是项目甄选，都是由各级各类行政管理部门具体付诸实施的。对于行政管理部门这类科层机构而言，效率是重要原则。为了确保高效，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将一切要素指标化，再通过复杂的程序将指标赋值，这样所有的评估与选择就简化为可以比较、计算与加总的数字了。时间长了，数量化管理就成为现代科层机构的一种行为方式，逐步推行到管理人与物的一切方面和环节，当然也包括学术生产与学术成果评价。这就是数量迷信迅速主宰我国学术评价的重要根源。

　　事实上，我国学术评价存在的问题远不止行政主导和数量迷信。量化评价只是学术评价的一部分。在很多时候，为何评价、谁来评价、如何评价等也直接涉及评价结果是否公正合理的问题，而规约这些问题的一整套科研体制在当下也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可以说，根治学术评价乱象，需要设计新的制度安排。就国家层面而言，在公权嵌入学术评价的同时，需要明确界定国家与社会的界限，使政府更好地承担监督者的职责；就社会层面而言，亟须建设强有力的学术共同体，以保证学术评价乃至学术发展有相对独立自主的空间。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叶娟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