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元旦刚过，我就“农民增收”问题到公主岭采访。市里介绍的情况是，在过去的1992年，这个市的农民人均收入已达820元，而当时全省则为780元，这个数字无疑已超出整整40元，可谓是个不小的突破。随着材料的收集，从那些可喜的数字和增收经验中，我曾一度萌发了要把其作为一个典型加以报道的念头。挖掘一些更生动的增收实例作为说明，我并没有急于动笔，而是停了几天后，于1月15日再次来到这个市的怀德镇采访。怀德是公主岭市的大镇，素有“粮仓”之称。据说，这个镇这一年的农民收入水平比全市还高出4%，听镇里介绍的情况的确比市里丰富生动，也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按说，有了面上的情况，又有了点上的印证，采访该到此为止了吧？可为了心里更托底一些，我又要求再去一个村看看，这样便来到了怀德镇的西岭村。在听了村里的情况后，由村长郭世成陪同，最终到了农民安士刚家。我坐在炕头上与这位农民唠起增收的事儿，想不到，这一唠竟唠出了另一则新闻来。

　　安士刚那年31岁，爱人和两个小孩共四口人，住三间瓦房。安士刚说，他上年种了1.5公顷地，全部是玉米，共打了1.2万公斤粮，到1月10日已卖5500公斤，应得现金1899元；家中留下的6500公斤粮食准备做口粮和养猪用，因水分较高，按现行价格折算还应有1800元，两项共收入3600元，人均收入900元。村长插话说，上年全村种425公顷地，产粮2800吨，交商品粮1700吨，全村1650人，粮食收入人均550元，安士刚家算是上等户了。然而，当问起一年的投入情况时，安士刚列出的数字则是另一番情形：化肥1163元（其中6袋二铵433元，15袋硝铵465元，2袋钾肥156元，2袋尿素110元）；种子70公斤，计175元；牛具，包括翻地、趟地、灭茬和送粮、拉秸棵，共支出350元；贷款1000元，扣利息140元；偿还预留定金360元，年终结算后缴年统筹提留420元和其他费用150元，总计2758元。由此收支相抵，这一年安士刚的实际收入应为842元，即人均收入仅为210.5元。而这仅仅是生产性的投入产出账，他和爱人一年的劳动并未计算在内。至于一年的生活性支出，包托电费、学费、药费，人情来往和买衣服及日用品等的开支少说要1500元。说到这笔钱从哪里出时，安士刚说：“光靠种粮没算头，主要是养了两口猪，喂了十几只鸡换点零花钱，这日子还是比过去好多了。”说完，他苦笑了一下。

　　随着收支账算得越细，情况唠得越真实，我的心情也越发沉重起来。当我离开安士刚家时，天已黑了。返回的途中又飘起了雪花，车窗外寒风阵阵，天冷车里也不好过，我此时的头脑却反倒清醒了许多，心想：同样是收入账，上下的算法为啥差别如此之大？那些父母官们只算农民收入而不算投入成本，无疑是某种“政绩观”使然，而某些乡村的“高估算”更是为了“高提留”。倘若如此算下去，从面上看农民收入水平提高了，可实际上他们的负担也必然随之加重。鉴于此，我的那篇典型报道还能再写下去吗？

　　也许正是由于那次采访的经历，加深了我对“三农”问题的再认识，促使我能换个角度去多做些理性思考。就在那次采写的“对农民收入水平不能估计过高”的调查发表在当年2月8日《内参》之后，我又经过多次深入采访，先后写出了“农民增收：一道亟待破解的难题”“农民负担为何居高不下”“农民离土离乡撰访录”和“喜也玉米忧也玉米”“我们该如何面对粮食”等一些较

　　有深度的报道，既为新形势下的农村报道进行了一些新探索和提供了一些新思路，也为守望新闻的真实性做了一点努力。

　　如今回头再想想那次炕头上唠新闻的经历，自己还是觉得挺有些回味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