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首次成为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

　　2013年，中国年度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达1078.4亿美元，同比增长22.8％，连续两年位列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

　　8日举行的2015年全球并购论坛上，商务部投资事务促进局局长刘殿勋介绍，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达1400亿美元，首次超过利用外资规模，这一年，成为中国资本净输出元年。

　　从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正式启动“走出去”战略。当“走出去”不再是新鲜词，如何让更多的中国资本走出去，而且走得更远更好，成为多个论坛的焦点话题。

　　升级版“走出去”

　　数年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曾忧心，中国海外投资较多集中在资源领域，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没有完全发挥。而现在，比对外投资数字的增长更让她欣喜的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不再是以单纯地进入海外市场及获得海外的资源为唯一目标，而是以此为契机，实现转型升级和自身的发展壮大。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一些具备优势的装备制造业行业，如船舶、高铁、电力设备、电信设备、通信设备正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青睐。

　　本印地信息有限公司是来自巴林的一家系统集成公司，总经理德布吉对与中国公司的合作充满期待。他认为，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和大规模应用经验，加上自家公司对当地市场的熟悉，在打造“智慧城市”上将事半功倍。

　　哥斯达黎加外贸部长亚历山大·莫拉，加纳贸工部部长埃库武·斯皮奥·加布拉等外宾也纷纷向中国企业发出邀请。良好的基础设施，开放、透明的投资环境，低廉的人力成本，都是他们吸引中国投资者的有力砝码。

　　“中国的制造业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品质，‘走出去’就地化生产之后，也能够帮助很多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地提高生活品质。”“走出去”的践行者复星集团首席执行官梁信军说。

　　商务部驻成都特派员方蔚分析，现阶段的“走出去”主要有两种趋势，一种是全产业链推进，包括项目融资、规划设计、投资开发、承包建设和产业运营管理等方面；一种是多行业整体推进，在解决基础设施问题的同时，引进上下游产业，帮助东道国设计商业模式。“譬如一条需要建设的铁路沿线有矿山，那么，我们不仅要帮他们建铁路，还要帮忙设计矿山开采、加工的工厂，甚至同时还配套建设火电厂，在解决基础设施问题的同时，带动周边发展。”

　　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赵忠秀认为，新常态下的“走出去”不再是设备买卖和商贸往来这样的一锤子生意，需要不断创新，把提高金融服务能力和专业技术服务结合起来，展开从产权、建设到技术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谋求更深更远的发展。

　　国企民企携手“出海”

　　“新常态下，走出去已经是一种必须，只有走出去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三一重工集团高级副总裁李京京介绍，2015年上半年，三一集团国际收入占总收入的41%，而去年同期只有32%，国际产能成为集团发展的巨大驱动力。

　　“中国大幅增长的对外投资资本，主体是两块：一块是中国政府推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国企的主动行为，另一块是中国民企在国内积累了庞大的发展动力后‘走出去’的需要和选择。”长期关注中国对外投资的联合国贸发组织投资和企业司经济专家欧阳永福说。

　　走出去已成新常态。但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仍面临矛盾和风险。

　　刘殿勋介绍，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和132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几乎所有的国家建立了经贸混委会和联委会的工作机制。同时，也和90多个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的决定，这些都给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创造了有利环境。但在庞大的海外投资浪潮中，企业仍面临很多问题，专业化的资源整合平台建设成为当务之急。

　　李京京表示，进入新阶段后，企业走出去最缺的就是既懂技术又懂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张承惠认为，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未来更应成政府的政策支持重点。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在支持民企对外投资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信贷政策的调整空间仍很大，相关部门应为民企提供及时的海外投资信息咨询、传导风险评估报告及建立相应的组织来维护民企的合法权益等。

　　梁信军建议，政府可鼓励更多国企与有海外投资经验的民企，以混合所有制模式联合“出海”；鼓励更多国有金融机构与有海外经营经验的民企，以股权混合债权的模式“出海”。“这两种模式可以有效降低民企海外投资的风险，让民企参与‘一带一路’战略有更大的安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