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说中国》

　　作者：许倬云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宋代科举出身，在政府中有相当的保障，一登龙门，名利双收，对于儒生当然有极大的吸引力。这种方式，经过几代的发展，就会孕育出一个读书人的社群，在社会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既然考试的知识范围需要根据当时官方认定的理论来确定，参加考试的举子们当然也就受这一套理论的熏染，难以有自己的意见。自汉代董仲舒以后，曾经有想将儒学定于一尊的愿望，但这一个愿望，直到宋代才算完成。对于中国文化的整体而言，这一个结晶化造成的僵化，毋宁是灾害大于贡献。

　　儒生社会地位的稳固，其齐家治国的理想相当程度地促成了“家族”的形成。宋以后的家族不同于汉代的豪族，也不同于唐代的大族，那些都是由一个核心家庭领导很多附属的人口所构成的社群共同体，宋代家族基本上是血缘的组织，也许不过三五代的直接亲属，这些数十口到将近一百人的亲缘族群，构成互助共存的生活共同体。宋代开始，亲缘团体拥有族产，作为照顾亲人的具体福利，例如义学、养老，等等。读书人成为一个社会群体，又能以亲缘脉络延续其地位，遂形成士据“四民”之首的优越地位。在每个县级地方上，儒生家族常常号称耕读传家，若干家族即可结合成为地方上的主要稳定力量，他们也就是地方上最常见的利益集团。这种变化，确定了中古以后中国社会的基本模式，以至于要到近代才有根本的改变。

　　中国史研究上，所谓唐宋转换，已如前述，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从本章的叙述来看，这一重大的转变是多方面、各种条件的互动，是经过五代以后长期的演变才完成的，才形成了前近代中国的格局。回顾过去，“汉人”的确定性，在天下国家体系内并不显著。在宋代，四周同时存在几个政权体制，虽然和典型的列国体制并不完全相同，终究还是有了尔疆我界。有了“他者”，中国本部之内的人才肯定“我者”自己是所谓“汉人”。“中国”也在列国之中，被界定为一个以汉人、儒家为主的，配合佛、道来作为其本身文化的地区。若与东亚以外其他地区发展对比，欧洲的天主教会在这个时代凌驾于列国体制之上，伊斯兰文化地区虽然有不同教派，各自在其领域之内以教领政，也是有一个普世性的政治系统。中国的发展，与这两个地方的发展有其类似处，即儒家的普世价值性可以超越“中国”，可是“中国”终于失去了“天下国家”海纳百川、包容一切的特色。

　　相对而言，欧洲在近世经过宗教革命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普世教会从此解体，只剩下梵蒂冈教会的形式。伊斯兰世界经过欧洲帝国主义的冲击，其各个教派只能管到自己的教众，在实质上也失去了普世特性。倒是中国的儒家，并没有教会，也没有明显的组织。儒生是寄托在政权的体制内，朝代可以改变，可儒家权威及其造成的社会制度，却是长久存在、难以改变。这是中国历史的吊诡性：稳定——甚至超高度的稳定，却难以适应外力引起的新环境。

　　有宋一代，实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两汉的坚实基础，隋唐的宏大规模，转变为中国文化的稳定结构。从此以后，中国两度面对外族的完全征服，还能重新站起来。可是，在面对活力充沛的西方近代文明时，这一稳定的中国文化系统，不再能有接纳与消化适应的能力。（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