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协商民意测验小组讨论现场。

　　■本报记者　刘璐

　　“为什么有的小区可以申报两三个项目，而有的小区一个都没有？”

　　随着居民对自治金项目的熟悉程度增加，会场上的“火药味”愈发明显。一位老伯对项目资金使用产生怀疑，引发了不少居民的共鸣，场面一度剑拔弩张。

　　这是浦兴路街道针对“居民自治金项目”开展协商民意测验程序的一幕。金东小区的70后居民代表周亚平显得比较理性，“讨论中老年人更活跃，也更激进；年轻人相对缓和一些。这一番沟通，大家越辩越明，增进了彼此的信任和理解。”

　　让周亚民感怀的是活动本身透出的丝丝新意。此次评审采用的是协商民意测验形式，它是一种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城市治理方法，一改过去由领导和专家决定自治金去向的模式，把居民参与和协商民主决策引入项目评选过程中。从最初的主持人培训、项目设计程序培训，到大会落幕，前后持续了近半年时间。

　　据悉，这种方式在上海城市治理中尚属首次。

　　居民自愿参加，不能替代

　　“‘协商民意测验’是一项基于民众参与的数据收集方法，有助于了解基层社区居民需求，从而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复旦大学城市治理比较研究中心主任、斯坦福大学协商民主研究中心访问学者韩福国说。

　　“科学随机抽样”是其第一个特点。浦兴路街道的“居民自治金项目”，由复旦大学城市治理比较研究中心提供技术支持。他们在6.5万户街道居民中随机抽取了400个门牌号。在这400户当中，又设置“18岁以上，生日距离5月31日最近”的条件，每户选取一名居民参与大会，且不能代替参加。

　　经初步排摸，360名有效的居民名单汇总到项目组。这些名单被分配到各个居委会，项目方委托居委会邀请这些居民参与大会。街道民政科科长代敏说，“居委会只管诚意邀请，来不来是居民自愿。”

　　拿到名单后，东陆路四居委党支部书记邵朱芬开始了一家一户的邀约。她说，名单里的十几名居民最终来了5名。

　　据了解，从项目筹备到大会召开的半年时间，浦兴路街道相关领导全程参与了第一次理论培训，项目直接参与者、各居委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培训，确保项目严格按照程序执行。

　　“刚开始有些担心，怕居民不愿来，让人意外的是，不仅之前表示参会的人员到齐了，很多人还带了家属来旁听。”代敏说。

　　组织者在会场布置上也颇为用心。小房间桌椅的布置，尽量使之形成可讨论的圆形或回字形，每个房间确保有主持人的位置、记录员的位置。

　　有活跃者，也有沉默者

　　“小区事务说来说去也轮不到我做主，我为啥要了解得那么清楚？”一直以来，居民普遍有这样一种观念。

　　“我也不例外。”周亚平说，自己平常并不怎么关注小区事务，但到了现场，她很受感染。

　　协商民意测验大会于5月31日上午9点正式举行，120多名居民分散在9个小组中进行讨论。

　　上午的小组讨论要协商审议11个项目。一位老伯翻看申报材料后质问：“为什么有的小区可以申报两三个，而有的小区一个都没有？”旁边的阿姨附和，她所在小区就没有一个申报项目。

　　气氛僵持了一会儿。主持人一方面安慰两位代表情绪，一方面引导大家看具体项目。一位居民赞同第三个申报项目，讲得很动情，“我不是申报这个项目的小区居民，但经历了亲人的急救后，我觉得急救互助这个项目非常好，值得推广。”有位居民质问，“志愿者就应该是志愿服务，为什么还要拿津贴？”

　　“一开始我只是细细观察，看到大家讨论热烈，我也发言了。”周亚平说。

　　韩福国说，每个小组里，会有一两个非常活跃的居民。这样的居民会引导了整个讨论的方向。而每个小组里也肯定存在一到两个相对沉默的参与者。　“可能是第一次接触，看得出他们对这种形式的好奇和困惑。他们并不知自己的意见和讨论，对项目申报结果到底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居民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9个小组经过讨论，将最需要解答的两个问题写出来，由大会主持人通过抽取的方式，分配给现场专家和项目相关负责人回答解释。

　　周亚平觉得这种方式很好，通过与项目负责人或专家的当面沟通、解释，大家心中的困惑多多少少得到了解答。“有意思的是，我不只关心自己小区的事了，别的小区项目我也开始关注，不少居民应该和我感受类似。”

　　下午依然是小组讨论。那位最先提出质疑的民意代表，经解释，明白了为何有的小区有两到三个项目，而有的小区没有。下午，他头一个发言，以后需要督促自己所在的小区居委申报项目，毕竟“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其他居民点头赞同。

　　小组里对某些建设项目反响强烈，认为那该是物业的工作，不应由居委会来做，更不应用自治金来做。有的小组一度还出现上海阿姨和大叔直接用上海话争论的火爆情景。

　　最后的环节是分小组进行填写后测问卷。经过连夜统计，项目组统计出了简单的24个入围项目认可度的平均分比较。

　　居民认为自己应有发言权

　　“协商民意测验就是在做一种尝试，它的目的不是投票决定哪个项目拿自治金，而是发动群众参与社区自治，从中听取居民意见，了解民众的关注点，为政府决策作出参考。”韩福国说。

　　项目组对居民参加完协商民意测验后的决策认知，进行了前后的问卷比较，发现居民对参与社区事务公共决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比较结果显示，“大多数公共事务非常复杂，像我这样的人不太明白”这一数值有了上升，因为许多项目涉及预算和具体的社区建设规划、居民需求调研和需求满足等，居民代表在参与后发现，一个社区项目并不如想象那么容易，会产生对公共事务的理解和尊重。

　　“像我这样的人对政府决策行为没有发言权”的选项数值有了下降，说明居民代表认为自己应有发言权，对参与意识有着明显的认同。“大多数人不懂得社会公共事务，最好由专家和政府官员来决定”的选项数值也有了下降，同样说明，专家和政府官员应听取民意，而不是认同政府和专家单独决策。

　　居民代表相互评价的测量是0-10的分值，但这几个题目的选项基本都在5左右，“说明居民之间是相互理解的态度。”韩福国说，这正是协商民主的精髓——相互的认同和尊重。只有真正聆听，才能听到别人的声音，自己的声音也才能被听到。

　　“这个评测除了公开部分，也有匿名部分，应该是我们居民比较真实的感受。”周亚平说。

　　会后，街道对部分居委进行了回访调查。不少居委表示，通过协商民意测验，调动了更多不了解、不热心社区事务的居民的积极性，居民对公共事务更加理解和尊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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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商民意测验是什么

　　协商民意测验方法是一项基于民众参与的数据收集方法，它通过代表性抽样，对关键的政策议题进行协商，是很有效的社区咨询方法。

　　大多数民众在大多数时间内，得不到有效的激励，去了解复杂的政策事项。他们处于“理性无知”的状态，这一著名的概念是著名政治经济学家An－thony　Downs1957年使用的。作为成千上万人中的一员，人们很容易断定自己的意见不会产生什么不同的效果，那么为何要花费那么多时间来知情？

　　通过协商民意测验，样本中的参与者拥有了在几百人中的发言权，以及在每个十几人小组中的发言权。由此，每一个人都能看到，自己的发言至关重要，而随着讨论并介入这些事项，人们就可能发生改变自己的观点。协商民意测验中，对被问及的70%的政策问题，人们在协商前后表达的意见，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全球20多个国家，包括在中国许多地方，相关实践都有同样的结果。协商民意测验试图显示，当人们认真思考以及更加知情之时，他们会想选择什么。